漢征和二年(前91)，五十五歲的司馬遷總算可以舒坦地吐一口鬱積多年的長氣了。他突然感覺到一種如釋重負般的輕鬆:自從三十八歲擔任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以來就著手寫作的《史記》，終於在經曆十八年的嘔心瀝血之後大體完成了!這十八年裏的頭十年，他過著誌得意滿的順心日子，一邊繼任父親的太史令之職，一邊滿心歡喜地調閱國家圖書館裏的各類書籍檔案。但是接下來卻是飽經痛苦與煎熬的八年。受宮刑之後，漢武帝仍然欣賞他的文才，把他調到內廷擔任“中書令”，即皇帝的機要秘書。在為司馬遷寫傳記的班固看來，那叫“尊寵任職”;而在司馬遷本人看來，自己“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尤者，過也。受宮刑的人往往不能完全控製小便，需要時常操著尿布行動，因此無時無刻不能忘記自己被閹割的經曆以及之所以會被閹割的罪名。說“動而見尤”，一點也沒有過分或誇張的成分。“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整整八年來，唯一能支撐著他的精神還不至於被摧毀的，就是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記》。如今，苦難的傳奇似乎已將近落幕。他有點累了。這時他想起還剩下一件事需要做。
他的朋友任安曾於兩三年前給他寫過一封信，大意是敦促他不要自暴自棄，而應該守職自重、盡忠獻言。這番話勾起司馬遷的滿腹辛酸。他曾準備寫一封長信，向老朋友傾吐心頭的委屈。不久之後，兩人曾經匆匆見過一次麵，寫信的事也就被擱置了;但其實他們的會麵又太短暫，“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旨意”(匆忙之中，找不到一點點時間，以便將自己的意思清楚完整地表達出來)。所以，司馬遷一直把那些話深藏在心裏而無由發泄。這一等就是兩三年。而此刻他發現，必須抓緊時間向任安表白。因為任安被牽連到一個政治案件中，已被投入死牢，正在等待秋後處決。
任安究竟是何等樣人?
他是河南滎陽人，出身低微，為人趕車來到長安。當日長安城的豪華與繁盛是漢帝國的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如民諺所說，“長安居，大不易”，一個毫無依靠的外地人要在那裏立住腳跟很不容易。不過武帝朝正處於內政外交大事更張的時期，需要從各個階層吸收人才。平民子弟憑借自己的才幹、軍功獲得提拔，或在城市中結交豪傑、公卿，靠著他們的舉薦進入政界，都還是有可能的。因此，正值少年的任安決定留居長安。
最初，他在長安之西不遠的武功縣內謀得一個代理“求盜亭父”的職務。漢代在縣以下設立“亭”的地方基層組織，以十裏為一亭。每個亭有兩個首領，一個是亭長，負責在官府與地方之間上傳下達;一為求盜亭父，掌管地方治安。他們都不算正式官員，當時稱為“少吏”，是協助官府處理民政的辦事人員而已。任安處理分內事挺賣力，在民間的口碑很好。他由此而逐漸被提拔為縣裏的一個低級官吏，可惜隨後又因一點小過失被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