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所擔任的郎中一職,實際就是皇帝的侍從官員。平時參與守衛宮城門戶;皇帝出巡時,就充當隨從車騎。侍從官分為三等,郎中屬於最低的一等。當時的郎中,或由高級官員的子弟入選,或由博士子弟(有點類似國立大學的大學生)中的優等生充任,此外也有立了戰功被選入宮廷的,還有一些是從家中積累了巨額資產的大戶中選用的。通過郎中官製度,皇帝可以與社會上有錢有勢的家族結成效忠君主的個人關係,很有利於收買人心,當然也能吸收一部分沒有背景的青年才俊。這些侍從人員在皇帝身邊見多識廣,又隨時被皇帝差遣出去,慢慢變得對國家大事熟悉起來。經過若幹年的熏陶見習,就會被派到朝中或者地方上做官。所以郎官很像是一個幹部培養學校,在西漢屬於走上仕宦道路的正規途徑。
上麵說到,做郎官是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或個人經曆的背景的。這些條件,司馬遷都不具備,那他又為什麼能夠做郎中呢?
司馬遷自己說,他做郎中,是“幸以先人之故”、“賴先人緒業”。那就是說,因為他父親做朝廷的太史丞,可能獲得了武帝的歡心,所以就把他的兒子任命為郎中。
他被任命為郎中的時間,王國維說“其年無考”。後來,諸家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其中最有理有據的一種說法,應該是在他二十八歲的元狩五年(前118)。這樣說有兩條理由。一是元狩五年武帝重病,命一神巫在甘泉宮作法,緊接著就把他供奉在一個名叫“壽宮”的便殿裏。這本是一件很保密的事,局外人絕不知情,但司馬遷卻自言,“餘入壽宮侍祠神語”。他還明白地說,這個巫師所說,與一般人都懂的常識絕沒有任何不同,但武帝就是願意相信他。是知他顯然已在這一年隨從武帝見過這個巫師。第二條理由是,我們知道司馬遷與任安相知相善,他怎麼會認識任安呢?任安恰恰在元狩五年入宮做郎中,而且在那裏隻待了一年。所以元狩五年時,司馬遷必定已經擔任郎中的官職。因此,他才會有認識任安的機緣。
他何時擔任郎中為什麼就那麼重要?
因為恰恰是在這一年,擔任郎中的長官,也就是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就是飛將李廣的兒子李敢。
李敢在這一年做郎中令,接替的是他父親李廣的位置。當時的李廣已經有一點老了,因此從地方長官被調入內朝,做了五年的郎中令。看到朝廷正在組織大規模的對匈奴戰爭,他的手又癢起來,再三要求到前線去打仗。所以到元狩四年,李廣受命為“前將軍”,離開郎中令的職位,從衛青出擊匈奴。衛青力圖親手擒獲匈奴單於,硬要把李廣調到側翼的方向上去。李廣爭辯說:“我身為‘前將軍’,本應為全軍前鋒;而大將軍你卻要把我改調到東道側翼去。我自從束發成人以來,就與匈奴搏戰。現在總算有了當麵迎擊單於的機會!請把我派在最前麵,先與單於死戰。”但衛青在出發前曾暗受武帝指示,說李廣年老命薄,恐怕不能成事,不要讓他獨當一麵去對付單於,所以衛青堅持先前的命令。李廣隻得怏怏離開主攻方向,移軍迂回包抄。因軍內無向導,他未能及時與衛青形成合圍之勢,單於由此得逃脫。衛青下令追查迷失道路的戰況。李廣不願忍受麵對刀筆吏問訊的人身侮辱,於是在前線引刀自刎。“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李廣的兒子李敢在那一年也隨霍去病出征,元狩五年回到朝廷,遂代李廣擔任郎中令。他痛恨衛青排擠父親,還將他逼死,因此尋機會毆打衛青。衛青自知理虧,未敢作聲。衛青的親戚霍去病,很為衛青抱不平,於是乘跟隨武帝打獵時,用箭射殺了李敢。漢武帝對此中內情心知肚明,對外卻宣布李敢在行獵時觸鹿角而死。後來,李敢的兒子李禹又因為與武帝的侍從吵架,被武帝處罰,要他與老虎搏鬥。西漢皇室好像很喜歡搞這種黑色幽默的惡作劇。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後竇氏,也曾叫一個她不喜歡的儒家大臣去和野豬搏鬥。幸虧當時在位的漢景帝、也就是武帝的父親,偷偷地塞了一把刀給那大臣,才保住了他的命。
李敢任郎中令的元狩五年,正是司馬遷開始擔任郎中職務的時間。他對自己的這位上司肯定是同情的。在《史記》所描寫的對匈奴戰爭中的三個名將,即李廣、衛青和霍去病中間,司馬遷評價最高的是李廣。可以說沒有一句批評,隻有好話。對衛青和霍去病則頗多委婉之辭,說他們雖然有一點才勇,但其實是以外戚貴幸用事;他甚至還說,把他們寫在《佞幸列傳》裏,也是可以的。司馬遷替李廣之死抱不平,對霍去病射殺李敢也心存自己的看法。他寫的《李將軍列傳》,在以“上諱雲,鹿觸殺之”結束對李敢的敘事後,又加上“居歲餘,去病死”這麼六個字。如果他不是在暗示,這是對霍去病仗勢欺人的報應,那麼把這六個字放在李敢的傳記裏就完全是多餘的。由此可見司馬遷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