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傳統的觀念，身體發膚都受之父母;損傷身體發膚就是對父母的不孝。膚發尚且不允許傷及，像宮刑這樣對身體的殘害，當然就更無法接受了!被施行這樣的刑法，成為“刀鋸之餘”，不僅是侮辱自身，而且是對父母、祖先莫大的侮辱。司馬遷說，“行莫醜於辱先，垢莫大於宮刑”，就是這個意思。常人即已無法忍受，對士大夫中間的一員，更是一種無法接受的侮辱。
也就是說，這裏還有一個貴為士大夫，本應保持一種比常人更高尊嚴的問題。西漢雖緊接在暴秦的專製統治之後，但秦曆年不久，還沒能把古代士大夫的貴族傳統完全消滅。因此當時還多少保留著一種古代流傳下來的貴族觀念，叫作“刑不上大夫”，或者叫“士可殺不可辱”。士大夫即使被認定有罪，一般也不肯接受被下獄、受監禁、麵對刀筆吏盤問案情的下場。事實上，天子也不敢輕易地就這樣處置他們。高級官員一旦有涉案嫌疑，往往手捧“盤水加劍”(盤水表示天子執法公正如水，加劍象征自裁)，入請罪之室，等待天子發落。無論中罪、大罪，聞天子之命，則自殺身死。皇帝不會對他們加以捆綁、施以刑法，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是莫大的人身侮辱，是比逼他們自裁更為嚴厲的處罰。有的人一時下不了死的決心，或者沒有機會自裁，不幸被下獄。但在這之後，他們也常常麵對法官不出一言，拒絕任何答複，最後以絕食了卻一生。
比司馬遷晚一些，西漢有一個名儒叫蕭望之，以皇帝老師的身份被小人告發。朝廷要召他到官府問話，就派首都衛戍軍把他的住宅包圍起來。蕭望之打算自殺，妻子勸阻他。他又向身邊的學生征求意見。這學生是個“好節”之士，一口讚同老師本人的主張。蕭望之長歎一口氣說:“我曾經貴為將相，年紀也已到六十歲。老入牢獄，苟求一命，且不是太卑鄙了嗎?”他於是對學生說:“去拿絕命藥，不要再阻擋我去死。”他就這樣自殺了。
可見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裏，對一個士大夫來說，接受宮刑事實上比被處死更加不堪忍受。這樣看來，司馬遷也許隻有走第三條路了。那就是坦然麵對死刑，甚至是搶在受刑之前尋找機會自裁。
事實上，司馬遷卻沒有采取上述第三種選擇。就像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那樣，他並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滅，他還有一件不容放棄的事要做。他需要活下來，以便將父子兩代的心血最終轉換為一部不朽的巨著。他為此已經花費了近十年的艱巨勞動，自覺距離這個目標的實現已經不太遙遠。現在他還不能死，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一個偉大的學者與一個同等程度地偉大並且殘暴的專製君王，就這樣合演了一幕悲壯而荒誕的曆史劇。司馬遷終於被執行宮刑。他在同時代人們投向他的憐憫和鄙視的目光下活著。他在充滿內心衝突的痛苦中活著。他的《史記》，就是在這樣的烈火煎熬之中完成的。
不過所有這些，本來都應是後話。現在且讓我們回過頭來，從這位偉大曆史學家的幼年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