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人們又將這種經驗和規律用來指導管理國家，認識到矛盾的緩和與激化關係到社會的治亂和安危。西周末年，人們開始用陰陽二氣的消長來解釋萬事萬物變化的原因。其後不久出現的《老子》一書似乎專門來闡述陰陽觀念的，他在書中提出了一係列的對立的概念，應該說，《老子》在更高的水平上豐富、發展了陰陽學說，為中國古代的陰陽觀念奠定了基礎。
其實，真正大談陰陽的不是《周易》的卦和爻辭，而是用來解說《周易》的《易傳》部分。《易傳》共十篇，它產生的年代肯定比《老子》要晚，可能是從孔子時代至漢代的作品，其中肯定經過了許多人的增刪修訂。《易傳》中的二元對應的模式已經有意識地明確化了，並對陰陽觀念作了係統的論述。如《係辭傳》中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陰陽之義配日月。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由此可見，陰陽觀念在這裏已經明確地上升到二元對應的主導地位。在此以後，整個中國古代哲學文化都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發展變化的。
如上所述，陰陽家由先秦時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變而來的。陰陽家在天象觀測中看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他們掌握了自然界陰陽五行變化規律，是具有較多科學知識的人，他們甚至能夠預測日蝕、月食和某些自然現象的發生時間，人們便對他們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統治的需要，統治者往往有意識甚至是處心積慮地將其神秘化，後來他們又流布民間，這就逐漸產生了以玩弄方術為主的方士型的陰陽家。在這一類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學——如天象——與神秘的巫術形式結合起來，用來預測人事的吉凶禍福。這些人到漢代即被正式命名為陰陽家，成為“六家”或“九流”之一。
在春秋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盛極一時。據《漢書·藝文誌》記載，陰陽家約有六十八家，著述多達一千三百餘篇，這在當時實在應該算是“顯學”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之大，甚至連不相信天命的孔孟之徒都受到了濡染，以孟子為代表的思孟學派甚至與它有很深的淵源。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漢代之後的兩千多年中，陰陽學說經曆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各個時代都受到了當時哲學家的改造，形成了一個哲學體係，其中不僅包括“敬順昊天，曆數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正宗的陰陽家，更多的似乎應是方士所玩弄的方術、數術，道教的許多思想理論也是出自陰陽觀念。
應該說，在漢代以後的陰陽家那裏，科學的成分逐漸減少，愚民之術、牧民之術的成分逐漸增多，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它甚至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統治方法。當然，我們在這裏不能過多地去責備陰陽家，因為這是與整個中國文化的大背景相聯係的。但我們要看到的是，如果說儒家、道家、縱橫家甚至法家、兵家的智謀還有許多合理的成分可供今天的人們來借鑒的活，那麼，陰陽家的所謂的智謀就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為今人所用了。
然而，陰陽家的確又是中國曆史上的極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對我們的民族性有著很大的影響，其內涵也是極為複雜的。我們在這裏僅是列舉一些比較重要的側麵，以便了解內在的結構。
我們隻是為了介紹的方便才把陰陽家分成陰陽、命數、讖緯、易占、星占、解夢、靈異等七個方麵。實際上這是很不合適的，這不僅是因為陰陽方術本來就盤根錯節，很難分類，更重要的是這根本無法包括其極其複雜的內容。中國古代方術的資料可謂浩如煙海，光讖緯之類的典籍就夠一個人窮盡畢生的精力去研讀了，如果再加上各類專門的典籍，如道典類、釋典類、易學類、太玄類、神仙類、奇聞類、占卜類、占星類、占夢類、測字類、相術類、堪輿類、三式類命理類、雜術類等，簡直數不勝數，如果還想進一步挖掘的話，道藏中還有這方麵的許多資料。麵對這些遺產，我們也許隻能望洋興歎。
2.命數
中國有一句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話，就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意思是說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個人是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其實，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天道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講究命中注定的。
在漫長的曆史長河裏，的確也發生過一些十分巧合的事。按照陰陽五行的說法，天幹地支紀年法中的丙午年和丁未年是凶年，如果從有記載的漢朝算起，確實在這兩年經常發生比較大的內憂和外患。
漢高祖在丙午年（公元前195年）駕崩，權柄落在呂後手中，呂後對劉氏家族大加殺戮，幾乎傾覆劉家宗廟。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為丁未年，這一年，出現了名叫“蚩尤旗”的彗星（狀似旗，古人認為此星一現，戰禍就起），橫亙天際。這年春天，太子劉據（後被漢武帝所廢）出生。也就在這一年，漢朝開始命令大將率兵征伐匈奴，從此以後，雙方戰爭三十年，死傷無數。後來因為受陳皇後巫蠱案的牽連，生在這一年的太子劉據也與他的兩個兒子一起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