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陰陽家通過天象觀測，掌握了自然的變化規律。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學——如天象——與神秘的巫術形式結合起來，用來預測人事的吉凶禍福。
陰陽家智慧概論
關於學派和陰陽家，《漢書·藝文誌》裏麵講得十分清楚：“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數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從這裏可以看出來，《漢書》的作者把陰陽家大為兩大類，一類根據所謂的四時之運、五行之性、八風之氣來為國家製定各種律曆、指導各種祭祀活動甚至參與製定國家政令的人，這樣的陰陽家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一直是被官方看做主流的。不過這些人雖然受到了觀念上的尊重，但豐富的曆史事實告訴我們，真正在宮廷廟堂和下層社會發生影響的並不是這一派，而是“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那一類人。的確，後一類人不為正統的陰陽家所看重，甚至遭受他們的鄙夷和排斥，但由於他們有著廣泛深刻的社會基礎，用其神秘的理論和實踐來混淆視聽、蠱惑人心，所以，他們不僅在民間很有市場，就是在宮廷廟堂也時時被看重。
這裏所說的陰陽家的智謀主要是指後一種。
陰陽觀念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象天法地”是人們固有的思維方式，人們在生產和勞動的實踐中，通過仰觀俯察，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有著最大差別的那些相互對立的事物，因為這些事物對人的影響和刺激最大，所以也就首先在人們的意識中形成了比較明確的概念，如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晝夜、陰晴等自然現象。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分工開始出現，社會上的差別也就隨之而來，於是，主奴、貴賤、貧富、治亂、興衰等上下等級觀念和社會發展變化的觀念就開始在人們的頭腦中出現了。
然而，這些都是個別的、具體的觀念。隨著曆史的發展，人們認識到應該從這些個別的觀念中提升出一個具有概括性的觀念，這個觀念就是陰陽。至於陰陽一詞是如何產生的，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了，由於它產生在漁牧向農耕轉變的時代，可能與農業生產有一定的關係。人們也許從農業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了向陽的莊稼豐收，而背陰的莊稼卻容易減產，就總結出“相其陰陽”的生產經驗，這一經驗與人們的生產和生存有密切的關係，又確實能夠囊括上述的那些對立的具體概念，於是，陰陽觀念便得以確立了。
陰陽觀念後來被迅速神秘化了。如《淮南子》就按照禮製與時令對應的原則將一年十二個月政令與失度所引起的陰陽失衡描述如下：
一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
二月失政——八月雷聲不止
三月失政——九月不下寒霜
四月失政——十月不結冰凍
五月失政——十一月動物不眠
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凋落
七月失政——一月大地不解凍
八月失政——二月不聞雷聲
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止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無實
十一月失政——五月天落冰霜
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不收
好在我們的目的不在於去研讀這些典籍，更不打算去做什麼算命先生，所以，這裏不去介紹預言家的各種方法，也不選擇一些無稽之談來聳人聽聞，隻是從正史和一些可靠的典籍上有目的地選擇一些觀點和事例加以介紹和分析，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傳統文化的這個重要的側麵，並能對之有正確的認識。
1.陰陽
陰陽家的內涵非常豐富，這裏隻介紹其中的部分觀點和曆史事例。陰陽家在古時也是十分受尊重的。據《史記》和《漢書》記載，在戰國時期，鄒衍是一位學識十分淵博的人，他善於談論天地的形成，對於五行生克非常有研究，著有《主運》一書，所以當時人們稱他為談天衍，很是尊重。《史說》中說，鄒衍在當時的諸侯國中很有地位，“在他出使的時候也很受各個諸侯國的尊重，他旅行至梁國，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並且對他行賓主之禮；他到趙國時，平原君竟然侍候在路旁，親自為他擦去座位上的塵土；他到了燕國，昭王為他做引導，並且請求做他的弟子；昭王在竭石為他建造了一所宮殿，並親自去聆聽他的教誨。他在王侯之間遊說時受到了如此好的待遇，這與孔子幾乎餓死在他國，或者孟子在齊國和梁國受困比較起來，是多麼的不同啊！”
殷、周之際產生的《周易》就是在總結了以往廣泛的矛盾現象的基礎上，試圖用陰陽變化的觀念來解決生產和社會的矛盾的一種極其有力的嚐試，其核心目的就是趨吉避凶的。可以看出，《周易》中提出的乾坤、泰否、剝複、損益等一係列的矛盾範疇，比以前的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晝夜、陰晴等單純地描繪自然現象的概念和主奴、貴賤、貧富、治亂等單純地描繪社會現象的概念不僅上升到了抽象的層次，更重要的是這些概念中已經融入了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顯示出人們把握自然和社會的強烈的渴望。在《易經》中，這些觀念都在陰陽觀念的籠罩之下。可以說，《周易》為陰陽範疇的確立開了先河，即使在今天看來，陰陽觀念在當時也是“科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