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宣德年間，金吾衛指使傅廣閹割了自己，然後請求到宮中當太監。皇上聽了以後，非常奇怪地問：“傅廣已經是三品大官了，還想做什麼？殘害自己的身體，是為了想再升官嗎？”於是命司法部門問他的罪。
上麵的這些君王有識人之明，沒有遭受矯情作偽者的禍害。有人就不是這樣了，這方麵最突出的例子是管仲對齊桓公的幾個寵臣的態度和評論沒有被齊桓公所接受，最後齊桓公死在他們的手裏。
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由於有賢相管仲的輔佐而稱霸中原，所以對管仲十分尊重。後來管仲病危，齊桓公看望他，並請教說：“仲父病了，請問您有什麼事要囑咐我嗎？”
管仲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就對齊桓公說：“我希望你離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這夥人遠一些，千萬不要接近他們。”
齊桓公聽了他這“臨終遺言”，十分不理解地說：“易牙煮了自己兒子的肉來孝敬我，說明他愛我勝過愛他的兒子。難道這還不值得信任嗎？”管仲說：“人沒有不愛自己兒子的，如果他對兒子很殘忍，對自己的主人怎麼能好？”
齊桓公接著說：“豎刁閹割自己來侍奉我，說明他愛我勝過愛自己的身體，難道還能懷疑他嗎？”管仲說：“人沒有不愛惜自己的身體的，狠心毀壞自己身體的人，對君主怎麼能好？”
齊桓公又說：“常之巫能斷定人的死期，能治療我的頑固病症，難道不能相信他嗎？”管仲說：“死生由命，頑症是身體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數，守住自己的根本，卻依靠常之巫來維係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為所欲為了！”
齊桓公說：“衛公子啟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為了我，父親死了他都沒去奔喪，說明他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這樣的人還不應該信任嗎？”管仲說：“人最親的莫過於父母，他對父母尚且如此無情，又何況對其他人呢！”
齊桓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說：“好，一切照您的話辦。”
管仲死後，齊桓公驅逐了這四個人。但四人走後，齊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寢，沒有心思治理朝廷，同時舊病也犯了，宮廷上十分混亂。過了三年，桓公說：“仲父的話太過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無害於國。”於是又把他們召回朝廷。
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術造謠說：“桓公將在某日死去。”易牙、豎刁、常之巫勾結起來作亂，他們把桓公的宮門堵塞住，不準任何人進去，在宮外築起三丈高的牆，斷絕他的飲食，準備把他活活餓死。
齊桓公臨死時流著淚說：“唉！今天這樣的下場，怨我糊塗，沒有聽仲父的話。仲父實在是聖人，聖人的眼光是很長遠的啊！”
通過人之常情來考察一個人的品德是十分有效的。這裏麵的道理就不用多說了。問題是有些時候人們的矯情作偽得到了鼓勵，什麼兒子揭發老子，妻子反對丈夫，似乎隻有這樣才是“忠”，結果培養了一些隻有鬥爭性而少有人性的人。那個時代似乎離我們還不遠，不太健忘的人們並不是記不得。然而，即使人們不健忘又能怎樣呢？現實中又有多少人注重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德呢？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注重人之常情與大義滅親並不矛盾，甚至可以說，大義滅親是注重人之常情的高度升華，是把人的常情升華到了為國、為民、為道的境界，是一種大情。
（參見《管子》、《智囊》等）
8.高處不勝寒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所謂雷霆易怒、天威難測，奉事君主實在是一門極其高深的藝術，任何官場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個政治家姑且不論，但說他是一個玩弄權術的藝術家，那是絕對錯不了的。因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就會被同行排擠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臉，你自己腦袋不保還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著一起嗚呼哀哉。所以，對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與其稱他們為什麼政治家之類，倒不如送他們一個“官場藝術家”的雅號來得更為貼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論。中國的封建官場雖是一個大染缸，進去的人難免會染成一身血紅或黑紫，但畢竟還是有“拒腐蝕，永不沾”的硬骨頭在，如果不是這樣，那中國的封建社會真是永遠不見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齊國的國相崔杼因為齊莊公與他的妻子棠薑通奸而派兵殺死了齊莊公，這國君的確是荒淫無道，死了也罪有應得。但根據當時的觀念，臣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殺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麼罪責。更奇怪的是，臣下殺了君主或是兒子殺了父親，不叫“殺”，而叫“弑”，就是殺人用詞，也要分出等級來。
崔杼很有權勢，他殺死了齊莊公後，暫時把持了齊國的大權。他按照當時必須遵循的習慣，把掌管記載曆史的太史伯叫來，讓他記載齊莊公死亡這件事。
崔杼說：“你一定要這麼寫：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說：“曆史不能胡編亂造，按照事實寫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絕未想到一個太史竟敢頂撞他，就惡狠狠地問他：“你打算怎麼寫？”太史伯說：“我寫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寫完，崔杼拿過去一看，竹簡上刻的竟是這樣幾個字：“夏五月，崔杼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