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是遊離於俗常規範外的一群，他們擺脫了陳腐的觀念，恣意揮灑著個體生命情感。對功名，他們是“深藏功與名”；對利祿，他們“不羨山河賞”；對家庭重負，他們甚至也表示“安能對兒女，垂帷弄筆墨”；至於對待死亡，隻要有“俠骨香”，縱死千次也在所不惜。因此，酒對他們來說實在不是“身外之物”。他們因酒而更自由，因自由而得以更多地發揮生命的潛能，把酒當做生命的催化劑，以破樊籬、衝羅網，以彰顯生存實相。酒之於俠，猶風之於火，以隱以顯，以長以消，俠之好酒，乃在於其內在精神的相通。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是俠客的瀟灑；“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是俠客的意氣；“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是俠客的豪邁；“片心惆悵清平世，酒市無人問布衣”，是俠客的失意；“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是俠客的多情。“英雄俠骨美人心”，無不需要借酒彰顯，俠也就恢複了自然真實的本來麵目。金庸小說裏的俠客，亦複如此。《天龍八部》裏的蕭峰，《射雕英雄傳》中的洪七公，《笑傲江湖》中的令狐衝等，莫不好酒，這些人可親可敬、可憐可愛，恰是俠客之正格。至於郭靖、段皇爺等人，端正肅穆，拘於禮俗，儼然是民族功臣、精神導師，其不好酒，亦在必然。
酒之為德，正與俠客的生命情調相通。劉伶《酒德頌》雲：“……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天地萬物，俗常規範，盡皆煙消雲散，唯有個體生命的體驗才是內在的真實。不僅如此，酒甚至可以使時光錯置、年歲倒流，陸遊詩雲：“酒酣霞暈力通神，淡淡鵝雛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滿懷搖蕩隔年春。”至於李白說“三杯通大道，五鬥合自然”，蘇軾說“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那直是說欲體驗本真生命，唯須飲酒了。
把酒當做通向本真生命的媒介，中西皆然。中國有劉伶之“酒德”，西哲有尼采之“酒神”。在尼采看來，酒神象征情緒放縱，在痛苦與狂歡交織的癲狂狀態中撕去外觀幻覺，直視人生悲劇，以體驗悲劇來重新肯定人生，並認為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狀態。中國的詩人飲酒、俠客好酒，概具“酒神精神”。自劉伶《酒德頌》以下，酒與藝術愈加密不可解。杜甫作《飲中八仙歌》，使人驚詫於詩、書、畫與酒的關係，至於以酒消解悲劇意識，更是蔚為傳統。更有趣的是酒隱，孟郊有“彼隱山萬曲，我隱酒一杯”，蘇軾有《酒隱賦》，隱逸出世不必遠避人間，隻須寄情於“壺中天地”。酒之妙用，至此可盡矣。
但最具中國特色的，當是俠客之好酒。俠客本就“不軌於正義”，陳規陋俗也就無須刻意消解，這就比文人少了一層顧忌，隻須痛飲美酒，恣意行俠，也就通大道、返自然了。盡情揮灑著天賦本真，在麵對悲劇真相中體驗到超越的快樂，這就是俠客的藝術人生。在文人那裏，酒還可能成為一劑麻醉藥，使人沉迷萎縮，但在俠客那裏，酒卻隻能使人的生命得以張揚，酒的文化內涵也才能發揮到極致，才能獲得真正的生命形式。
酒不僅與俠客有關，在中國曆史上，酒甚至與國家的興衰存亡有著密切的聯係。《戰國策》雲：“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韓非子》也有記載，說齊桓公酒醉失態，丟了帽子，深以為恥，急忙行善政改變自己的形象。在沒有民主的集權時代，君主的個人品德及其才具往往對國家的命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以清醒的君王無不對酒深自戒之。酒之為用可謂大矣！
隻是自儀狄、杜康作酒，延而至今，酒風大盛而又酒德大衰。在古人那裏，上焉者把酒當做生命的滋養品，下焉者借酒自沉，至不濟也當做佐餐之物。在今天的某些人看來，以上諸種均不足為訓，酒在他們那裏蛻變成了一塊無形的遮羞布，借酒蓋臉，道無恥之言，逞卑鄙之行，置道德公益於不顧，坑國害民，他們似醉實醒，無非是為了實現一己之私欲。酒德不振，一衰至此，先聖有知，甚恐要對酒的功過重新評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