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公說：“梁丘據忠誠而且愛我，我打算給他辦個隆重的葬禮，為他修一座高大的墳墓。”晏子說：“我冒昧地問一句，梁丘據忠誠和愛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讓我們聽聽嗎？”景公說：“我有所喜愛的玩賞之物，主管官員沒能為我備辦好，則梁丘據就盡其所有來供給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誠；每逢刮風下雨或黃昏夜晚找他，他必定會向我問候，所以我知道他愛我。”晏子說：“聽了您的話，我回答就會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沒有盡到做臣子的責任，又怎敢不答呢？我聽說，做大臣的隻把精力放在國君身上，這是不忠；做兒子的這樣對待父輩，就是不孝；做妻子的這樣對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應當遵循的準則是：勸導國君親近其父兄，對群臣要講禮義，對人民要有恩惠，對諸侯要講信用，這才是忠；做兒子要講的道德是：鍾愛兄弟乃至於鍾愛父母長輩，對於下輩要仁慈，於朋友要誠懇，講信用，這才是孝；做妻子應該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歡，這才叫不妒。如今，舉國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隻有梁丘據自己竭盡全力愛護您，那麼愛護您的人為什麼如此之少呢？全國的財富都歸您所有，而隻有梁丘據用他的私財供君享樂以示忠誠，那麼，忠實的人為什麼又如此之少呢？這難道不是梁丘據妨礙了您的視聽嗎？”
齊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感慨地對晏子說：“如果不是您說，我還不知道事情已經嚴重到這個地步呢！”於是打消了原來的想法，修明政治。於是，齊國變得大治。
實際上，晏嬰的為相之道僅僅是以柔克剛，他隻能用陰柔和緩的辦法來阻止齊景公的一些很不適當的行為，至於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飲酒作樂不分日夜，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裏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前導官到晏子家敲門說：“國君駕到！”晏子身穿上朝時的禮服，站在門口向：“諸侯該不會有什麼變故吧？國家該沒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這樣，大王為什麼不在正常的時候而深更半夜屈駕來找我呢？”景公說：“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樂，我願與先生共同享受。”晏子回答說：“鋪設座席，擺放祭品，都有專人負責，我不敢參與。”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遭拒絕後，便命令手下人說：“轉移到司馬穰苴家（當時齊國的大將）去。”前導官到了穰苴家門口敲門說：“國君駕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門口，問景公：“諸侯莫不是有軍事行動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這樣，大王為什麼深更半夜屈駕來此找我呢？”景公說：“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樂，我願與將軍一同分享。”穰苴聽後說：“鋪設座席，擺放食物，有專人負責，我不敢陪同。”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再遭拒絕後，便命令手下的人說：“到梁丘據家去。”前導官到了梁丘據家敲門說：“國君到！”隻見梁丘據左手拿著琴，右手提著竽，邊走邊唱前來迎接。景公一看就樂了。他說：“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飲了。如果沒有晏子、穰苴這兩位大臣，誰來幫助我治理國家呢？要是沒有梁丘據這位大臣，誰來與我一起盡情享樂呢？”
晏嬰這樣做，他自己倒是能夠自圓其說。也許，這些做法還是受到了管仲的影響。當初，管仲、鮑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輔佐三位公子，召忽不願意，說：“百年以後，國君下世，如果有違反國君的命令而廢棄所立並篡奪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願活著了。何況，參與齊國政務，受君令而不能改變，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廢除，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任務。”管仲說：“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是受君命、奉國家以主持宗廟的，豈能為一個人而死呢？隻有國家滅亡、宗廟被毀、祭祀無人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這三件事，我就要活著。我活著對齊國有利，我為什麼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嬰雖然有管仲的遺風，卻沒有管仲的誌向。
君子說：“聖賢的君主，都有益友、賢臣輔佐，而不用苟且貪樂的大臣。這點上景公比不了聖明之君，但他對各種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僅僅能夠維持國家不被滅亡而已。”
顯然，晏嬰沒有像管仲那樣的宏圖大誌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樣從整體上替齊景公規劃大業了，但他又確實能夠盡心盡力地輔佐齊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也隻能是僅僅保住齊國不至於滅亡罷了。
（參見《管子》、《晏子春秋》等）
8.真隱士
南華秋水，漆園傲吏，莊子以其人其文給中華民族留下了無盡的向往與思索，終成為民族文化的淵藪。
如果說孔子之隱還是側重於實現“內聖—外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統一人格的話，那麼，莊子之隱則是較為純粹的文化活動了。事實上，莊子是中國隱逸傳統的正牌祖先，他以其豐富深刻的哲學思想宣告了中國隱逸文化的成熟，並以生命曆程實踐了自己的理論，對中國的隱逸文化傳統及整個傳統文化發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什麼是隱士？有時候真是很滑稽的，既是隱士，卻又大名鼎鼎，如何得隱？這其中的某些人，與其說是高潔的隱士，毋寧說是走終南捷徑的俗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