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算來，中國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這種方式建立的。為什麼始作俑者很難成功，而後繼者卻易於成功呢？其實，這並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換代的一種規律。其原因很簡單：一、始作俑者往往隻能對舊的王朝作猛烈的一擊，大多不能持久，起義隊伍要經過一個分化重組的過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夠做政治家的人，隻能振臂一呼，逞血氣之勇，缺少一個淘汰選擇的過程，因缺少經驗，所以易於敗亡；三、後繼者有三條優勢：其一是舊的王朝已受重創，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易於將其擊垮；其二是後繼者繼承了前人的經驗，不必再走彎路；其三是後繼的領導者多是從艱苦的鬥爭中磨煉汰選而來，具備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條優勢，也就易於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權，開國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麼？毫無疑問，是固權。所以，固權乃開國帝王第一義也。
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震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
至於第三點，則要計之長遠，為子孫謀劃了。關於這一點，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謂意味深長。史載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麵有為難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當即提起身前的幾案擊打太子。幸虧太子在驚慌中拋出負子圖，使朱元璋憶起了與馬皇後背負太子同陳友諒作戰的艱難歲月，太子才免遭殺戮。
在中國曆史上，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朱元璋興藍黨和胡黨大獄，殺人數萬，開國功臣誅戮殆盡，確實避免了異姓王的造反，但他費盡心機，卻無法避免骨肉相殘。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終於奪了建文帝的權，對親族誅戮之殘酷，可謂史無前例。
曆史不是一匹馴服的馬。像朱元璋那樣徹底地殺掉功臣，很難將皇位維持長久；像東漢光武帝劉秀那樣“以柔治國”，未殺一個開國功臣，而是與之結為姻親，但裙帶的柔情終於抵擋不住旺盛的權欲，還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專權的巨大弊端。那麼舍其兩極，取其中間，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結合的辦法是否可以呢？中國的曆代王朝中也有做過不少這樣嚐試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樣才能避免殺戮和混亂呢？難道曆史就是用鮮血和權力的“棘杖”組成的嗎？
孟子說：“不嗜殺者能一之。”其意是說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這一萬古不變的信條，在曆史上實現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時，朱元璋確實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見大臣，批閱奏章，沒有什麼文化娛樂活動，衣食起居也十分儉樸。盡管如此，在戰爭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還是用各種方法營私舞弊，盤剝農民，一些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的功臣夙將也恃功自傲、恃權自專，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奪，剛剛緩和的農民矛盾又趨尖銳，許多地方竟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殘餘勢力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一帶又有倭寇出沒，剛剛建立的明朝處於內憂外困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采取了一係列的固權措施。
第一，改革官製。
削弱了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權力，把這兩個主管行政和軍事的要害部門分成幾塊，又把親王派往各地監軍，這樣，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施行嚴刑峻法。
都察院的權力是糾察百官的得失。監察禦史的官品雖然隻有七品，但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構陷、擾亂視聽，以及貪贓枉法，變亂祖製和學術風氣等都在糾劾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