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終於為宋國免去了一場災難，但這決不是因為楚王忽然良心發現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訓導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於軍事力量的對比。墨子之所以敢公開教訓楚王，也在於有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做後盾。如果沒有這些，要想讓楚王止戈息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軍事力量製衡，是發動和平外交的根本條件。但必須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僅是使宋國暫時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並未能“屈”楚國之兵，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宋國亡國的危險。若想在戰爭中真正占有主動地位，隻有富國強兵一條路。
墨子的行動可謂是極為正義的了，尚且以不可輕視的軍事力量做後盾，如果隻是一味地強調仁義，或者想用“仁義”去打倒“武力”，那就會自取敗亡了。春秋戰國時期還出了這麼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義”之師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當霸主，卻沒想到在諸侯大會上被楚國捉了去，幸虧公子目夷設法營救，才把他迎回宋國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國後十分氣憤，可又不敢去惹楚國，就想去攻打鄭國，因為鄭國在諸侯大會上曾首先倡議讓楚國當盟主。雖然公子目夷等一幫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鄭國，但他還是一意孤行，帶兵出發了。
鄭國立刻向楚國求救，楚王就取圍魏救趙之法，派成得臣和門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國，這樣，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師救宋。宋、楚兩軍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認為，楚軍兵勢強盛，宋軍不必去硬碰，況且楚人無非是為了救鄭，既然宋軍已經撤回，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卻獨有妙招，他認為楚人是蠻夷之族，兵力有餘，仁義不足，蠻兵是敵不過仁義之師的。於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繡出了“仁義”兩個大字，妄圖以“仁義”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裏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寶，但蠻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沒被嚇倒，反在大白天大搖大擺地渡過河來。
公子目夷對宋襄公說：“楚人白日渡河，是沒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們正好趁他們既驕傲又未渡完河的時候出擊，一定能獲得勝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認為既是“仁義”之師就不該投機取巧，擊半渡之師，那會給“仁義”之師丟麵子的。就這樣，宋軍失去了進擊的絕佳機會。
等楚軍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隊的時候，公子目夷又及時向宋襄公提出建議，要求趁楚軍列隊未完出擊，亦可獲勝。宋襄公卻認為考驗他的時候到了，如能堅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義”之師。宋襄公罵公子目夷道：“你真是個不懂道義的人，別人尚未列好隊，怎麼能打他們呢？”
楚軍列隊完畢，立即發動進攻，宋軍無法抵擋，隻好敗退。公子目夷等人拚死保護宋襄公，可他還是受了幾處傷，腿上還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責備他大搞“仁義”之師，他還毫不悔悟地說：“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說，看見受傷的人，就不要再去傷害他了；看見頭發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虜他了。”
愛護百姓，增加國力，加強軍備，就可不戰而勝，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隻圖虛名，或是迂腐自誤，那不僅不能克敵製勝，還會不戰自敗。
毫無疑問，在戰爭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戰爭性質正義與否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以外，具體的戰略戰術的應用也是決定戰爭勝負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古代傑出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總結了各種戰爭的經驗教訓，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講戰略戰術的運用的，由此可見，古人對此已有明確的認識。至於墨子與公輸般的較量、曹劌的指揮有方，更可作為典型例證。但像宋襄公一樣的人也不是沒有，直至今日，脫離實際的空頭口號主義仍不絕如縷，甚至時有泛濫，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義”之師有類似之處呢？
“仁者無敵”是一種基本的思想原則，而且極富理想色彩，它說明軍事與政治密切相關，在中國尤其如此。拿破侖被囚禁海島時曾看到過《孫子兵法》，他感歎自己若能早日見到這部奇書，一定不會慘敗，不會受牢獄之苦。但實際上，決定戰爭勝負最根本的、內在的原因還不在軍事本身，主要在於政治。因此，從軍事鬥爭中可以看出，以民為本的思想應當是我們今天分析中國軍事史的重要著眼點之一。
（參見《左傳》、《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