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實行了這些措施後，又問管仲說：“還應該做什麼？”管仲說：“隰朋聰明敏捷，可命他管理東方各國；賓胥無很精明，可以管理西方各國；衛國的教化，危薄而好利，公子開方十分敏捷，辦事不能持久但喜歡創始，可以派他出使衛國；魯國的教化，好藝而有禮，季友為人精細，博文而知禮，多行小的信用，可出使魯國；楚國的教化，巧文飾而好利，不好實行大道而喜好小的信用，蒙孫政法廣博而辭令美巧，不好實行大的道義而喜小信，可出使楚國。當小的諸侯國已經服從，大國諸侯已經親附時，就可以開始叫他們實施政令了。”齊桓公說：“好！”於是，派遣公子開方到衛國，派季友到魯國，派蒙孫到楚國。五年後，果然各國諸侯都親服了。
不久，狄國又要討伐別的國家，桓公通告各國諸侯說：“請出兵救援被討伐的國家。如同意，大國請出兵車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國出兵車一百乘，士卒一千。”各國諸侯都答應了。齊國出了一千乘，士卒若幹先到了緣陵，待各國人馬到齊後出兵會戰，打敗了狄國。這是對齊國國際威望的第一次成功檢驗。
狄國的車甲與物資，都分給了小的諸侯國；大諸侯國就近分了狄國的縣，但沒有踐踏狄國的都城。北州諸侯沒有來參戰，齊桓公就對南州諸侯說：“狄國無道，違犯天子命令而征伐小國，我們由於服從天子，才救援被討伐國家。但北州諸侯未到，這是上不聽天子命令，下對諸侯無禮，我請求大家懲罰它。”各諸侯都同意。桓公於是北伐令支國，攻取孤竹國，攔阻山戎國。
在取得了這些成績以後，桓公看著管仲，又問道：“還要做些什麼？”管仲回答說：“您可教諸侯為百姓積聚糧食。至於軍備不足，您可發兵相助。這樣，您就可以對他們施加政令了。”桓公照辦，便告示各諸侯，要求備足百姓三年的口糧，用餘力整頓軍隊。軍備不足的，把情況報告齊國，齊國可發兵相助。
辦完這件事以後，桓公又問管仲說：“還做什麼？”管仲回答說：“您考察他們君臣的關係，就可以施行政令了。”桓公問：“用什麼辦法考察呢？”回答說：“不準擅自立妾為妻，不準擅自誅殺大臣，對國家沒有功勞的人不準擅自給予祿賞，士和庶人不準擅自拋棄家室，不準隨意修築堤壩，不準囤積糧食，不準濫砍木材。實行一年後，您對那些不服從的人就可以開始懲罰了。”於是，齊桓公就向諸侯公布，諸侯都同意並且執行。
滿一年，吳國討伐齊國的穀城，桓公尚未普遍通告，各諸侯國的軍隊就都來等待桓公。桓公率兵車千乘在邊境與諸侯會合，但軍隊尚未開到，吳國就逃跑了，諸侯國也罷兵。
桓公回來以後，就問管仲說：“我們還做什麼事？”管仲說：“可以對諸侯施行政令了。”還說：“從今後的兩年，諸侯中的嫡長子不孝父母、不愛護兄弟、不尊敬國家的良臣，這三條罪狀中有一的，可以誅殺。諸侯的大臣管理國家大事，三年中沒有好的政策，可以懲罰。國君有過失，大夫不勸阻，可以懲罰。士和窮人做善事，大夫不舉薦，可以處罰。官吏了解的士和庶人中，有賢良和孝悌的要賞賜。”桓公接受並實行了這些建議，鄰近齊國的諸侯沒有不請求事奉的。
從此以後，齊國有兵車的集會有六次，和平友好乘車的集會過三次，桓公享國達四十二年。
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乎？如其仁，如其仁！”孔子連自己都不敢自稱“仁”，在整部《論語》中也極少稱讚別人為仁人，但他卻在《論語》中兩次稱讚管仲為“仁”，可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之高。
管仲雖然不能殉主，雖然在有些地方不拘小節，但他卻為當時的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於管仲，當時就存在著兩種評價。孔子的有些學生就認為管仲不守禮儀，應屬不仁；然而，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以管仲為仁，這一評價和讚揚，委實恰如其分。
作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能夠“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全賴管仲之力。而管仲的力量，則來自我們所謂的仁義道德。由此看來，民族的精魂是不可辱沒的，它的力量是永恒的，紛亂的曆史和現實無非是它暫時消隱的階段而已，時機一到，它自然會以新的姿態展現在曆史舞台上。而無論在何時何地，它都是主宰民族命運的精核！
（參見《管子》等）
14.“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孟子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意思是說如果上天要把治理天下的大任交給你的話，那麼，一定要先使你的精神、肉體受到磨難，隻有這樣，才能增長你的智慧和才幹。這段話不僅成為儒家的經典言論，也成為人在逆境中激勵自己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