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道用時，以人為名，皆行仁義，同相像類，仁義不別。今道不用，人悉弊薄。
老子認為，大道廢棄，才出現了仁義，仁義和道是不能同在的;但《想爾注》卻說“道用”時，人們才都行仁義，把仁義說成是“道用”的直接結果。這和《老子》本義全然相反，卻體現著漢初以來黃老道教的基本精神。由於“道用”時人皆行仁義，治國就要任用仁義之人。《想爾注》解“絕仁棄義，民複孝慈”道:
治國法道，隻任天下仁義之人，勿得強賞也。所以者，尊大其化，廣開道心。人為仁義，自當至誠，天自賞之;不至誠者，天自罰之。
治國法道，要用仁義之人，實際上也就是說，道，乃是仁義之道。《論語》說，孝乃“為仁之本”;老子則認為隻有絕仁棄義，民才能複歸孝慈。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想爾注》也站在了儒者一邊。它解釋“國家昏亂，有忠臣”道:
道用時，臣忠子孝，國則易治。時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
“道用”時，不僅人人皆行仁義，而且臣忠子孝:忠孝仁義都是行道之結果。這樣的道，是黃老之道，更是儒者之道。
當然，清靜無為仍然是道的內容和原則:“道常無欲，樂清靜，故令天地常正。天地，道臣也。王者法道行誡，臣下悉皆自正矣。”(“無欲以靜”解)但是，在《想爾注》中，清靜之道和仁義忠孝是一致的，並不互相抵觸。
君主，乃是天之所命:
國不可一日無君。五帝精生，《河》、《雒》著名，七宿精見，五緯合同，明受天任而令為之。
“五帝精生”，是說君主乃是感應天上五帝之一之精降生，這是漢代儒者上帝觀念的重要內容。依據這個內容，南北朝後期，儒教國家開始祭祀感生帝。“《河》、《雒》著名”，是說《河圖》、《洛書》上寫著君主的名字。《河圖》、《洛書》在漢代，乃是記載天神，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記載上帝言語的天書;上帝言語的基本內容，是說誰該做皇帝。這樣的《河圖》、《洛書》，乃是漢代儒者的重要創造，它是讖緯書的核心內容。在這個問題上，《想爾注》顯然接受了漢代儒學的說法，認為君主都是感應五帝之精降生，做君主是天之所命，並且其名載於《河圖》、《洛書》。
可惜直到今日，不少道教研究者還囿於一種習非成是的說法，認為漢代就已有了黑白點《河圖》、《洛書》，此後在儒者中失傳，卻保存於道教之中。這實在是所見太少，所斷過勇。
前引《想爾注》內容，已經說到臣子畏天神，其目的是“欲蒙天報”;說至誠者“天自賞之”，不至誠者“天自罰之”。其尊天畏天的原則已經非常明白。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引用幾段文字:
人非道言惡，天輒奪算。(“善言無瑕適”解)
王者尊道，吏民企效。不畏法律，乃畏天神。(“民莫之令而自均”解)
然而在《想爾注》的時代，道教已經喪失了參與治國的可能，其注文中不時露出其信徒對現實的不滿，特別是對尊儒、尊孔的不滿:
道甚大，教孔丘為知。後世不信道文，但上孔書，以為無上。道故明之，告後賢。(“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解)
不滿於隻尊儒經，他們就極力抬高自己。其表現，首先是抬高道。所謂“天地，道臣也”，就是抬高道。這種說法，在《太平經》還沒有出現。《太平經》還希望在天之下，在君主之下，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想爾注》把天地說成是道之臣，表明道教已經不再抱有這種希望，而要另尋出路了。
出路之一，就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於求成仙長生。和河上公《老子注》相比，《想爾注》中以方術求長生的內容更多了。它把“其中有信”說成是“古仙人寶精以生”，把“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說成是“寶精勿費”。它解“穀神不死”道:“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它認為“道重繼嗣，種類不絕”，說“不知長生之道，身皆屍行”。它似乎反對托名黃帝、容成之類的房中術，隻是主張“寶精勿費”。並且認為單是寶精也不能長生，而要“百行當修，萬善當著”(“其中有信”解)，似乎仍然留滯於以善道教化天下。然而過多地談論寶精長生，也就預示著方術內容的膨脹，成為方術內容大量湧入道教的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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