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宮廷內的鬥爭和殺戮層出不窮，漢順帝先是在這場鬥爭中被免去了太子之位，後來又是因這種鬥爭而做了皇帝。那時他才十一歲，不能執政。握有實權的宦官、外戚等權勢集團之間的鬥爭，以及他們和朝臣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漢順帝死，繼位的孝衝帝不到半年也死了，年僅三歲;繼孝衝帝的孝質帝也僅在位一年多就被殺，時年九歲。接著就是著名的桓、靈二帝相繼在位。在孝質和桓帝之間，發生了著名的“黨錮”事件，自然災害頻仍，各地的反叛、起義接連不斷，東漢政權已是日暮途窮了。
麵對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關心國是的人們又開始在儒教之外尋找新的出路。
郎的父親郎宗，學《京氏易》，曾以占卦賣卜為生。漢安帝時被征，“對策為諸儒表”，做過吳令。後因恥於以占卜見知，終身不仕。郎少傳父業，又通曉儒經。“順帝時，災異屢見”，這位熱心國事的儒者就應皇帝的征聘，詣闕上書。書中除援引儒術特別重視的天人之道以外，還特別提到當時敏感的繼嗣問題。其根據，不僅是孔子之教，還有老子之道:
《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這樣的說法不僅指陳時弊，顯然也是對時隔久遠的黃老之治的美好追憶。書中還說:
《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後漢書·郎傳》)
所謂“《易》曰”，實際是“老子曰”，不論郎本意如何，都會重新引起人們對老子的興趣。
郎還向皇帝推薦黃瓊和李固。說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雖然《孔子家語》中子路問孔子有“有人於此，被褐懷玉”的話，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老子》中的“被褐懷玉”。郎還引“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讚美黃瓊。(《後漢書·郎傳》)
郎的上書表明，在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候，人們在儒術之外所能想到的拯救危機的措施，首先是黃老之道。
幾乎和郎同時，琅邪宮崇詣闕，獻上他老師幹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的《太平清領書》:
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幹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後漢書·襄楷傳》)
這次上書和甘忠可那次一樣，不被當局采納。所謂妖妄，當指其“多巫覡雜語”，“不經”則主要是不合儒家經典。李賢《後漢書注》，直認此書為《太平經》。
宮崇上書失敗了。桓帝時，襄楷又一次主動詣闕上書，企圖以此挽救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危機:
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後漢書·襄楷傳》)
其疏中稱，他在上疏之前，曾經把幹吉神書獻給了朝廷:
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幹吉神書，不合明聽……(《後漢書·襄楷傳》)
但是襄楷沒有就此罷休，十餘日後，他又一次向皇帝上書，書中再次強調幹吉神書的重要作用:
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衝、孝質短祚。(《後漢書·襄楷傳》)
這次上書得到皇帝重視，襄楷的建議被交給朝臣討論。結果朝臣上奏，說襄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托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要求處以死刑。但漢桓帝認為襄楷所言雖然激烈，“然皆天文恒象之數”，也就是一般的陰陽災異之說，並不違背儒教教義，所以隻判刑二年。(《後漢書·襄楷傳》)
皇帝的寬宏可能是由於仁慈，也可能是由於自身的思想傾向。就在襄楷上書的前一年，延熹八年(165)正月，桓帝派中常侍左悺到苦縣去祭祀老子。這年年末，又派中常侍管霸到苦縣祭祀老子。次年七月，大約在襄楷上書之前，桓帝又在濯龍宮親自祭祀黃、老。其規格和祭祀上帝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