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車輪須臾不能停息，即便是在北洋軍閥黑暗統治下的中國。經過洋務運動，經過戊戌維新，尤其是經過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驚醒於民族危機，成長於多災多難之世，常懷憂國憂民之思，成為最自覺的承擔時代使命的社會力量。在軍閥混戰的硝煙暫時消散之後，於亂世之中孕育已久的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如新蕾茁長，終於綻放出無比豔麗的新文化之花。新文化運動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現實為認識起點，以向西方追求民主和科學真理為主要內容，進而全麵分析了幾千年曆史凝結而成的文化傳統，並對這種傳統進行了總體性的理性批判，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新舊嬗遞，成就了劃時代的曆史功勳。
陳獨秀和《新青年》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新青年》的創辦為標誌。《新青年》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創刊伊始，原名為《青年》雜誌，從第二卷第一號(1916年9月)起才改名為《新青年》。《新青年》的主辦人是陳獨秀。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於安徽懷寧縣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出生時取譜名陳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因自幼喪父，幼小的陳獨秀的啟蒙教育便落在了祖父陳章旭的身上。陳獨秀從6歲到8歲，都由祖父教讀。其祖父學問甚篤、為人慷慨、個性獨特，但性情嚴苛，粗暴易怒。在祖父嚴厲的管教下，小慶同沒少挨板子，同時祖父的粗暴方式也造就了他叛逆的性格。陳獨秀的母親查氏，寬厚善良，她不像公公那樣嚴厲，總是對幼小的慶同充滿希望，每當他淘氣犯錯時，母親總是溫和地勸勉，母親的寬厚造就了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麵。以致後來陳獨秀回憶時還說到:“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隻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之命令。”陳獨秀:《實庵自傳》，轉引自朱文華《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青島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祖父去世後，又有很多教師管教他，最後一個是長他9歲的兄長孟吉。孟吉為人忠厚，他深知幼弟不喜歡八股文，便對他不作嚴要求。陳獨秀稱他為好好先生。
1896年，陳獨秀考中了秀才。次年，他離家去南京參加鄉試。鄉試共分為3場，每場3天，共9天。當時正值夏季，天氣炎熱，幾百名應試人員被安排在悶熱的考棚裏進行為時9天的考試。考試的環境極端惡劣，飽讀詩書的儒生們已無心顧及讀書人的斯文體麵了，陳獨秀印象最深的有一幕:
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看到如此醜態的“今科必中”先生，陳獨秀內心激起的厭惡及失望之情不可抑製。正如後來他描述的:“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誌，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製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一兩個鍾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卻對於我有意外有益!”陳獨秀:《江南鄉試》，張勝友、蔣和欣主編《中華百年經典散文·吾國吾民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頁。鄉試的第二場和第三場，陳獨秀都交了白卷。“學而優則仕”這條道路他已經不想走了，他選擇了徹底放棄這次中舉的機會。不過，這次鄉試卻使陳獨秀獲取了比鄉試更大的收獲。
鄉試期間，陳獨秀結識了幾個維新人士，在與他們的交往中，談論最多的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康、梁等維新派提倡西學，主張設立新式學堂，猛烈抨擊科舉製度的弊端，這讓本已對科舉入仕心生厭惡的陳獨秀大開眼界、茅塞頓開，他的思想開始向資產階級改良派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