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不堪回首、千辛萬苦的突擊努力，海辰總算考上了一所比較滿意的中學，但由於離家太遠需要住校。我本發誓不讓海辰寄宿，再麻煩，在他沒長大之前也要把他帶在身邊。我是寄宿過來的，深知寄宿對小孩子是怎樣的痛苦。上小學我有一次高燒，仍堅持做操，勞動，上課，包括體育課，燒再高，沒事人兒一樣。就因為那時已經星期四了，星期六就可以回家了，如果讓人知道發燒就得住隔離室，就不能回家，結果星期六剛一進家門就暈了過去，一個小孩子因為想家產生出的意誌力足可以與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相媲美。那次我的體溫是四十二度，本就是一個普通的急性扁桃體炎，由於延誤治療發展成了風濕性關節炎。父母始終不知道為什麼會成了這樣，因我始終沒對他們說過，憑著孩子的本能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他們會認為，一個星期不回家算得了什麼？我卻認為，風濕性關節炎算得了什麼？小孩和大人的價值觀常常是非常不同的。但現在我卻不得不違背誓言送海辰寄宿，孩子是我的，還是社會的，從這次“小升初”白熱化的競爭中我已窺到了一個中國兒童要想成材所必須經曆的種種煉獄般的磨難。曾寄希望於海辰是個天才，天才可以違反常規，為此還特地帶他去做了一次智商心理測試，測試結果，他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兒童，而且，“主流興趣不明顯”，就是說，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有什麼特殊才能可以使他無視當今現行的教育製度而同時又擁有一個較好的前程。他必須老老實實走讀書、應試這條路，考中學，考大學，否則，謀生都成問題。因而當海辰因不願住宿想放棄那所好不容易才勉強考上的好學校時，我發火了，一口氣數落了他半個鍾頭，最後的結束語是：“我不管了，將來看大門還是拾破爛兒，隨便你！”也是人在江湖。幸而海辰是男孩兒，十二歲了，比我當初堅強多了也成熟多了，對於寄宿生活比較快地就適應了，我如釋重負。
我又是單身了。
晚飯後，去公園散步，一個人。走得累了，就揀條麵向湖水的長椅上坐下，不論坐多久，再不會有人打擾——已然過了能讓人誤解的年齡。我還在公園裏開辟了一個“我的”地方，一小塊位於颯颯竹林中的空地，青石板地，圍有一圈矮矮的竹柵欄，由於沒設長椅而少有人去，否則，這應是一個談情說愛的好地方，深幽，隱蔽，美麗。我每天去那裏做操，廣播體操，還是在海島時學的，新的我不會，來北京後再沒有集體做廣播體操的機會。做一遍五分鍾，我做三遍，然後就去散步，圍著公園的主湖走三圈，全套程序下來，一個半小時；回家後洗個澡，上床看看書，身心舒服，睡眠也因此好些了，人也胖了一點。有一天晚上，當我又懷著赴約會般的心情向“我的”地方趕去的時候，發現有一對戀人正站在我通常做操的地方緊緊相擁著接吻。我的頭一個念頭是：這個地方是我的。第二個念頭是想告訴他們，旁邊不遠處有一個更隱蔽的地方，還可以坐著。當然所有的念頭都隻能是念頭，因為這個公園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我的”地方，誰都沒有。我隻能反身沿著來時的甬道離開，心裏頭說不出的難過，好像被誰給拋棄了。
妹妹送給我了一個精致的小半導體，能收立體聲，說是讓我散步的時候帶著，否則天天一個人一走一個半小時，悶也悶死了。那半導體至今原封原裝地放著沒打開過，我不需要。誰也不會知道，每天這一個半小時隻有做操純是為了鍛煉身體，熬過那一刻鍾後，剩下的時間，於我就是享受是精神盛宴了。我在湖邊樹下林中走，思想穿越了時間空間，不受任何約束地、無限自由地馳騁，無限自由。……把爸爸媽媽接過來住，讓他們每天也來這裏散步。爸爸是個對環境相當敏感的人，他肯定喜歡。可是，怎麼來？我是騎自行車，隻需六七分鍾，總不能讓他們也騎車。坐車啊！我開車。這個時候我當然是早已買好了車，也早已學會開了。每天吃完早飯就送他們過來，我回去工作，他們想回家的時候立刻來接他們。對了，給他們買一部手機。如果需要，每人買一部，現在這在我根本不是問題。……還有個問題，怎麼住。把海辰的房間騰出來！海辰回來就跟我擠一擠。順著這條思路，我開始在腦子裏丈量海辰的房間，選擇家具，連爸爸練字需要的大寫字台什麼樣子都想好了。有一次逛家具城時還專門去看過。……我細細地、點點滴滴地做著安排，怎麼住，怎麼吃，每一個環節都要想到，要解決；如在哪一個環節卡住，就會苦惱，直到想出解決辦法來為止。比如，我看中的那個大寫字台比家中可供擺放的地方長出了兩公分，就讓我流暢的思緒停滯了很久。大前提可以假設，細節必須真實合理，這種暢想方式很像好的小說家創作小說。……穿越了空間時間我與爸爸媽媽相聚，一個晚上下來，充實愉快滿足。
這天，晚飯過後，我換衣服換鞋，準備去“赴宴”，開門的時候，電話鈴響了。
“喂？”
“韓琳老師嗎？……我小李！”
小李？……噢，小李。我無聲地歎了口氣。一個小青年，二十六歲，是汽車方麵的技術員，說是熱愛戲劇，通過熟人找到了我這裏來。我喜歡交往，但不喜歡無謂的交往，具體地說，與小李的交往我就不喜歡。他是個好青年，善良，勤勉，衣飾整潔；可是有點兒木，有點兒太愛歎息人生啊，痛苦啊，孤獨啊之類。我喜歡的聰明敏感樸素自然，他不具備。他感覺不到我的不喜歡，仍然定期電話聯係。必須承認這是他的優點——他從未有過未經聯係的來訪。但這優點也是出於模仿而不是出自本能，否則他便不會再來電話——我已謝絕他的來訪有四五次之多了。我是理解他的，可能比他自己意識到的還清楚些。二十六歲了，工作已經定型，精神和情感急需得到新的滋養，這滋養隻能來自一位與之年齡匹配的女性。在這位女性出現之前他與我的交往好比是一九六○年人們賴以度過困難時期的野菜薯幹什麼的。而如果說我之於他是野菜薯幹，他之於我則是一盞白水。這種人物關係的持續相當耗神兒。每每下決心結束它，關鍵時刻卻總是難以啟齒，礙於熟人的麵子，也是不忍傷害渾然不覺的年輕人，就這樣一次複一次地拖了下來。而隻要我不開口明明白白地說，小李斷無自己覺悟的可能。得說，等有了適當機會無論如何也得說。有一天機會似乎來了，我收到了徐彤彤的信，那天小李恰好在。徐彤彤是位青海的讀者，女孩兒，二十歲，某機關招待所招待員。她在頭一封信中並未要求我回信，我卻回了信，因她的那封信打動了我。那是一封真正的信：手寫的，寫在那種上方印有單位名稱、帶格的、軟軟的稿紙上，貼著郵票，通過郵局寄來。我似乎好久好久沒有收到這樣的信了。現在所能收到的信件幾乎都是公函——私人往來都是電話和電子郵件了——硬硬的白光紙，方方的打印出來的字，那種信即使抬頭打的就是你的名字，給你的感覺也是批量產生出來的，不是獨獨針對著你的，缺少那種帶有私密性的親切感。徐彤彤的那封信將一個女孩子苦苦奮鬥時的處境、心境，感受表述得生動、自然、準確、流暢，使我禁不住想同她說幾句什麼。這封信是她給我回信的回信。看完信後我對小李講起了她，講著講著突發奇想，建議他同她通信交個筆友。我不指望也從沒希望這通信會導致什麼實際結果，比如婚姻。隻是覺著這種聯係會使他們雙方都感到些樂趣。私心裏，當然希望充實之後的小李會少些進而停止對我的關照。結果卻適得其反，與徐彤彤聯係上之後，這關照反而愈加頻繁。他需要能有人同他談論徐彤彤，這人非我莫屬。他顯然喜歡上了她，喜歡得不願意見麵，唯恐她長得不對，破壞了他的心創造出來的人物形象。他對自己的形象還是自信的。後來徐彤彤來信說可能來京參加電影學院導演係的招生考試，小李愈發地惶惶惴惴，仿佛他肯定要失去這位感覺中已相當親近美好的女筆友了。他一再地說，說得我也好奇起來，一時間，徐彤彤的模樣兒竟成了一個我時而要揣測一下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