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右拐，揚長而去。
收發室裏還真有我的信，兩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雁南說薑士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為什麼不寫信來？
那天我又去了公園，實在沒別的地兒可去，一個人在公園裏走，直走到“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細細的一線，纖小清瘦，在北京過於明亮的夜空裏黯然無神，仿佛化好了妝的臉上未及塗唇膏的嘴。
……那月牙細細的一線，纖小清瘦，鑲嵌在幹淨得沒有一粒雜質的海島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它也走。我剛下零點至三點的夜班，從坑道裏出來隻身一人回營區宿舍。通常夜班都是三人一行，那天忘了什麼原因，隻有我一人返回。三個人一塊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鬆林，要走二十五分鍾，雖然有槍，但怕走火連隊規定子彈不得上膛，因之夜班夜行一直是我深為苦惱的事，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這是“強奸”的代用說法，是我們排年齡最大的一位女兵的發明，她十九歲。不知現在的女孩子怎麼樣，反正我們那時對於強奸這種事真正是恐懼到了病態的程度，看到《南方來信》的書裏說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國兵脫光衣服同男人關在一起，就會刷地起一身雞皮疙瘩，會想：如果這事攤我身上，我馬上死！不知這是不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受過性教育的緣故，無知便要想象，想象是無窮的，就好比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恰是因為誰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幾年來的多少個夜班啊，我們就是這樣地恐懼著，但是沒有一個人肯承認。那是一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個“男女都一樣”的年代，誰也不願意被人看做懦夫。
我走出坑道，外麵漆黑一片，海島的夜裏，除了信號台，再無一處燈光。天上的月亮，偏偏又是那樣的孱弱。我深深吸了口氣，哢，哢，聲音很響地上好步槍刺刀，背在肩上，一步步向山下走。鬆濤陣陣，碎石嘩嘩……猛然間，我回過頭去——動作似乎在感覺之前——我的身後，頭上方，緊挨著我的地方，有一顆頭，頭上有一雙眼睛閃閃發光，頭下是一件黑棉襖，腰間束著繩子，毫無疑問這是個人，男人，簡直想不出他怎麼能夠在碎石滿山的路上悄然無聲摸到了我的身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明白，事後想也想不清楚——幾乎是眨眼之間我已站在了他的身後，他的上方！用軍事術語說就是，占領了製高點。這次輪到他回過頭來，看我。我一言不發，定定佇立，靜靜回視，肩上的步槍也不知何時如何被端在了手中，槍刺凜凜然反射著月牙的寒光……片刻，那人轉過了頭去，嘩，嘩，嘩，踩著滿山遍野的碎石，走了。我原地直立，步槍平端，目送他走直到消失。
我繼續下山，上了刺刀的步槍就一直端在了手上。走著走著，哢的一聲，手中槍上的刺刀不知為何自行垂落，與槍管形成了一個直角。心裏清楚應該把刺刀上好，苦於沒有第三隻手，僅有的兩隻手緊握槍身須臾不敢挪窩，就這樣，我端著這個“直角”一直走回了營房。
走進熟悉的營房看到遊動的哨兵，全身立刻軟了，站也站不住，倚著牆都站不住，隻好順勢出溜，坐在了地上。這一瞬間清清楚楚感覺到所有的頭發刷的一下子落下來了，才知道剛才它們是豎著的，才知道“怒發衝冠”並非虛構。同時，汗水也出來了，呼，一身，呼，又一身，濕透了的襯衣冰涼地貼在身上。……吱呀，身邊不遠的男兵宿舍門開了，接著跑出來一個人，披著軍大衣，想是去上廁所，快到跟前了他看到了我，吃了一驚：“誰？！”
“……薑士安？”
“韓琳！……怎麼在這坐著！天這麼冷！怎麼啦？”
“拉我起來……”
他伸出手拉我，我總算是站起來了，懷中的槍咣地摔在了一邊，全身仍哆嗦不止，牙也，說不成話。薑士安神情萬分緊張焦灼，一迭聲問：
“你這是……剛下班？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去衛生室？……要不，我給你叫衛生員來。你等著！”
“不……”
“韓琳你到底怎麼啦？你說話呀！”
“我害怕……”
這次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人承認我害怕，說完淚就流下來了，嘩嘩地。
知道了事情的經過，薑士安讓我以後碰到這種情況，夜間必須一個人進出坑道的時候，務必叫他；如果是去，可以直接在窗外喊他。如果是回，就打電話。電話排每個班的宿舍裏都有電話。他那時已比我高出將近半頭了，剛當兵時我們倆一般高，我一直把他當小男孩兒待的，對他很是關心照顧，盡管他比我大著幾歲。這才不過一年的工夫，他不僅個子高了，肩也寬了，胸也厚實了，長成男人了。我看著他，點點頭道：“好的。”
那天晚上在公園裏我一直走到太陽隱退、天光收盡、星辰一顆一顆布滿夜空，走到了遊人漸稀、漸無；到這時候，竹林、小草、垂柳、針葉鬆，就都盡情地舒展開了，陣陣清香涼爽濕潤直撲入懷……我一直在走，沒坐。細細觀察過，確實還沒有年輕女人敢於在公園的長椅上一個人堂而皇之地久久癡坐，也難怪上次人家那位好好先生會認錯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