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學術界對於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論斷早有不同意見，中國內地學者對這一論斷的責疑也越來越多，但許多中國內地學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把“資產階級”的帽子套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人物或事變頭上。收入本論文集的許多實證性文章，其實並不關心這一爭論，但仍然作為套話和帽子，連篇累牘地在本文集中出現，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中國內地學者在理論性領域，往往習慣於運用演繹法，而不習慣於運用歸納法。以聖賢的論斷為自己的論斷。讀經注經式的研究，早已落後於時代，在提倡創造性思維、思想解放的今天，更是必須予以糾正的。
本論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即李文海教授、顏軍副教授的《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就隨處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類的斷語，其中更強調提出：“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我們知道，1927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核心人物，就是這一群革命派裏的人物，他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嗎？除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已經去世之外，辛亥革命時的同盟會骨幹及執掌軍政大權的許多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閻錫山、唐繼堯，哪一位可以稱為“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同盟會人物中，在以後的歲月裏，能夠構成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的派係嗎？他們的連續性難道能夠以缺乏力量和長期影響力的國民黨“左派”來代表嗎？他們是否一直堅定到去世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果不能，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團體，又怎麼能夠是屬於“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派係呢？在40年代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骨幹人物張瀾、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在曆史淵源上更接近梁啟超、張謇的立憲派，他們基本上被歸屬於“資產階級右翼”，他們的民主主義立場比那些當年還健在的同盟會員是否更“堅定”一些呢？“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的結論，是否下得太隨意了一些？
劉偉教授的《清末地方官製改革與辛亥革命》一文，雖然避免了流行的“資產階級”立憲派、革命派一類套話，但開頭還是說：“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重大轉折，它埋葬了封建專製主義，確立了民主共和製度。”我想作者決不會認為民國以後中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社會製度，封建專製主義已經不複存在。學者中有隨意說套話的毛病，在這句話裏表現無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