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城池的人口慢慢發生了結構的變化--農耕人口漸漸遷出了城池，原野中出現了星羅棋布的村莊，城池漸漸變成了官署、士人、工匠、商賈聚居的處所和交易的中心。從此，土地和人口財富連在了一起。打仗也開始看重對土地的爭奪了，占地多少裏，得民多少戶，也開始成為戰勝的成果。戰敗者也以割讓土地，漸漸取代了割讓城池。
然則，在這熙熙攘攘的天下潮流中，洛陽王畿卻幾乎沒有變化。
就像洶湧波濤中的一座孤島，洛陽王城依然浸淫在萬世王國的大夢裏。國人依然住在王城之內，郊野井田裏依然隻有星星點點的耕屋與隸農破舊的茅屋。三百餘年前，周平王東遷洛陽時，周圍的王畿之地包容了方圓千裏的三川地區，天下諸侯稱為“千裏王畿”。三百餘年過去，洛陽王畿萎縮到了“方七十裏”，站在洛陽城頭即可一覽無餘，成了汪洋大海裏的一葉孤舟。盡管如此，洛陽王城裏的國人還是一如既往地守著祖宗的禮法，守著久遠的井田，守著蒼老的王城，守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而食，鑿井而飲”的永恒準則，淡淡漠漠地做著周天子的忠順臣民。
在這片王畿土地上，蘇氏別莊是顯赫的，也是孤獨的，無異於鶴立雞群，如何不令國人眼熱歎羨?在啟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蘇氏兄弟鮮衣怒馬地奔馳在初綠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國人嘖嘖側目?但聞馬蹄聲中，洛陽國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隨風飄來:
“四弟，張兄此來，卻是何意?”
“我如何曉得?這要二哥說。”
“休要多問，回去自然知曉。”
說話之間，三騎駿馬已經消失在綠色搖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搖搖頭，一聲深重的歎息:“世風若此，國將不國了。”躬耕壟上的農人們也紛紛跟著搖頭歎息一番，無可奈何地開始了默默勞作。
蘇氏別莊的主人叫蘇亢，論原本身份，卻也平常得很，一個專門從事長途販運的生意人而已。那時候，生意人分為兩類，行商坐賈--行走四方采購貨物者叫“商”，坐地開店零售貨物者叫“賈”。這蘇氏一族本是殷商後裔，身體裏流淌著殷商部族駕牛車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們卻遠遠沒有上層貴族那麼多仇恨與憂戚，依然是一輛牛車走天下，過著傳統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禮法嚴格，市易皆由官營，不許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卻有罕見的冷靜，一則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則也覺得商人周流四方財貨，對民生國計有好處，也就對商人網開一麵，允許他們在官營市易之外繼續做商人，並沒有一刀硬砍，強迫商人變為耕耘的農人。這一寬鬆果然見效，醉心於財貨積累的商人們一心奔走謀利，大大削弱了殷商貴族的根基力量。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能一舉平息殷商貴族管與叔、蔡叔的叛亂，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來，不能說與殷商庶民根基的流失沒有關聯。
蘇氏一門在“管蔡之亂”前就在洛陽定居了下來。那時候，洛陽還是個不大不小的城堡，僅僅因為是拱衛鄗京東部的屏障而頗有名聲。誰想三百多年後周平王東遷，洛陽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1][1]料民，上古時期清理登記人口的專門用語。時，禮法規定:居住在洛陽城內的國人隻能是周人部族。蘇氏作為“商人”，本當遷出洛陽。當時的蘇氏族長冒死求見周平王，陳述蘇氏居住洛陽三百多年，早已成為“國人”，不當遷出。周平王為安定人心，破例下詔:凡在洛陽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為“國人”。
蘇氏族長犯難請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蘇氏一門名聲大振，成為“新國人”的望族。但幾百年下來，蘇氏一門的“行商”生計卻沒有發達起來，依舊是個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蘇亢做了族長，繼承了祖業，天下已經是大爭之世的戰國了。
這蘇亢聰穎智慧，非但通達商道，使家業重新振興，而且知書達理，與天下名士交往頗多。久為商旅，蘇亢周遊天下見多識廣，深感洛陽國人的活法簡直與活棺材無異，與天下大勢相去甚遠。他很想變個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獨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來。第一步，他在洛陽城外私下買了一家“國人”荒蕪的百畝棄地，蓋了一座小院子做別居。半年之後，洛陽官署無人過問他的“私相易田”之罪。蘇亢的膽子大了起來，也看到了王室官署無暇治民，便找那些無力耕耘荒田的“國人”私下商議，將他們井田中的“私田”一塊一塊地買了下來。十幾年工夫，他逐步買下的“荒田”竟達兩千多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