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占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複，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谘會奕山，要求武力收複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複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zhan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裏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權限範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曆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湧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製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鬥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衝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采納，它寧可對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針。隻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占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複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麵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係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彙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複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采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借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采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範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醜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