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坰靖用手指著的那座山巒，是黃連河一帶的山的主峰，森林沒了，陽光下全是破損的黃土。它從林海之中突兀而起，刺目、傷心、驚魂!“老餘，但留一寸土，交給子孫耕，如果我們隻想著無止無休地掠奪土地，那是會結惡果的。我知道傈僳族的先民是相信萬物有靈的，敬畏之心，現在不能丟，以後也不能丟。你也再好好想想，我覺得山葵這洋玩意，可以成為黃連河代代相傳的民族性和家族性產業!”鄭坰靖說完，下了山包，自顧自地走了。
餘文孝在那山包上坐了很久很久。
月亮升起來了，遠近的山野、榿木、鬆樹和竹林，上麵都像撲了一層銀粉。
家的方向突然傳來幾聲狗吠。
鄭坰靖沒想到，餘文孝會一直坐在那山包上，餘文孝也沒想到，這個鄭坰靖這麼快又來到了自己家裏……
被老百姓稱為“老山葵”的人，其實就是鄉農技站的革雙成，而“小山葵”則是保山市經營山葵貿易的泰龍公司派駐黃連河的一個女孩子。鄭坰靖2003年到黃連河當工作隊員和2006年主動申請到黃連河掛鉤，這兩人都是死心塌地的“戰友”。黃連河村黨支部書記曹大雲說:“為了山葵種植產業化，鄭坰靖跑遍了全村12個村民小組的500多戶人家，讓山葵種植由零升至幾十畝，又由幾十畝升至兩百多畝，黃連河村的人均年收入也由幾百元升到了兩千多元，這跨越式的發展，他居功至偉。”革雙成和“小山葵”當然不會因為曹大雲書記對他們的“忽視”而有所抱怨，在革雙成有關黃連河村的記憶中，鄭坰靖“攻城略地”，而他和“小山葵”則有條不紊地擔負起技術性的指導工作，把科技知識落實到每一戶人家、每一畝地、每一座大棚和每一株苗。在農技推廣的一次次浪潮中，革雙成打過的攻堅戰，啃過的“硬骨頭”已經很多了，也早就習慣了摸爬滾打、披星戴月的工作與生活方式，但與鄭坰靖的合作，還是讓他有一種“驚心動魄”之感:“有很多次，剛從東村來到西村上，電話一來，他又說東村又有事了，你又得去東村……更不可思議的是，有兩回，從黃連河返回鄉上休整，老婆孩子熱炕頭，以為可以享受一下天倫之樂，唉，摩托沒停穩或臉都沒洗，他的手機又響了，心想，壞了，果不其然，他說某家某家的山葵可能是黑心病，車頭一掉，又回了黃連河。我真的很納悶，他真的不想家嗎?他真的就不累嗎?”
曆史上，傈僳族人被封建統治下的漢文化稱之為“施蠻”、“順蠻”、“盧蠻”和“力些”等等，真正被稱之為“傈僳”，官方典籍中始於清乾隆《麗江府誌略·官師略·附種人》。“傈僳”二字，亦係該民族自稱詞之語根，本義難以確切解釋。明朝正統年間編修陳文所著的《景泰雲南圖經誌》卷四中，沿用唐代對傈僳的稱謂“栗粟”，並寫道:“有名栗粟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居山林，無室屋，不事產業，常常藥箭弓弩，獵取禽獸。”此中有兩個信息:一、傈僳族是“羅羅”即西南氐羌後裔諸民族中的一支;二、“不事產業”，傈僳族的先民一直過著山林中的狩獵和采集的生活，直至16世紀中葉。
血脈中的“不事產業”，傈僳族人與半陰性的、生態適應幅度較為狹窄的山葵，頗具相似性，一樣的“喜涼、喜陰、喜肥、喜氧、喜濕”，不同的是，人之涼、陰、肥、氧、濕，有精神世界的特征，而植物之涼、陰、肥、氧、濕，乃是純粹的物質需求。山葵生長的地方，都在海拔2000~2500米之間，黃連河的平均海拔2002米，是為山葵的天堂，當然也是傈僳族人的人間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