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您怎樣看？
答：這要具體講是什麼內容的民族主義。拿中國的民族主義來說，如果是以反美為內容，當然對發展中美關係不利。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消退，而以反日為內容的民族主義卻明顯上升。
國際關係很複雜。中國青年人中的反日民族主義上漲，客觀上講對美國有利，對中美關係有利。我親眼目睹了1999年炸館後中國青年人的反美抗議活動，觸目驚心。現在這股風轉向了別的方向。
中國的“義和團情結”實際上是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而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又有其深刻的根源。首先是對西方的種族優越論和殖民主義的反感。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然而在近代，中國人民卻遭受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負，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因此對種族優越論和殖民主義極為反感甚至痛恨。中國政府恢複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被看成是“百年雪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則勾起了許多人對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等曆史事件的回憶。
其次是民族偉大和自豪感。中國輝煌的曆史、遼闊的版圖、眾多的人口，使中國人都有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的觀念。中國人是勤勞、智慧的，中國是個泱泱大國，應該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能由別國來指手劃腳，告訴中國應該怎樣做。中國的命運要由自己來主宰。
最後是對激進革命的認同。雖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一百多年受欺負、壓迫的苦難經曆使得中國形成了產生激進主義的土壤。中國革命的成功使激進主義更具有了正統性。這正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左運動產生的社會基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等信條曾一度為人們所接受。當今的美國大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之道，欺負弱小國家，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就是集中體現。中國應當同情、支持、幫助這些受美國欺負的弱小國家，同它們一道同美國的霸權主義做鬥爭。
問：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會更具有危險性嗎？
答：是的。我同意。因為人民能變得更興奮。但是，你必須明確是哪一種民族主義。它是否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我認為曆史將表明，民主比專製傾向於有更少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其次，它依賴於領導人（無論是否是民主產生的）是否刺激民族主義。我們看到，在現今的台灣，（台灣）民族主義雖然還不能被自由地運用，但至少陳水扁正利用它來搞公投。我強調，一個獨裁者利用民族主義去維護權力比民主的領導人為了獲得連任而訴諸於民族主義更危險。
〈斯樂伯談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
問：中美之間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差異對雙邊關係有很大影響嗎？
答：我認為，伴隨著經濟演進，中國正在進行一個長期的政治演進。政治演進曾是一個從強硬的獨裁主義到更溫和時期的運動。在我們的詞語中，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按我們定義的民主，中國沒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政治競爭、公開出版和言論。但是卻有顯著的趨向，向有彈性的政治發展，人們有更多發表言論和出版的權利，在村鎮層次，有一些政治競爭。所以封閉趨於被打破，變得更公開。那並不意味著共產黨的主導地位的結束。仍然是一黨。但是有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特別是在選舉圈。當我1981年第一次在北大演講時，限製非常嚴。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我在演講快結束時啟動討論，但回應者很少。但是最近一次，2000年在北大演講，就非常開放。學生願意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是批評領導人，隻是批評政策。討論也相對坦率。所以，我不認為意識形態差異還是重要的。但在20或25年前，我也不認為它是強有力的。我還認為，也許更重要的是敵對性的民族主義。我認為，在中國，當意識形態的力量消逝的時候，民族主義的力量就會上升。並且，民族主義成了幫助統一、支持國家的武器。在美國也一樣。“9·11”後，民族主義增長，並且以愛國主義的麵目在美國出現，保護美國意識變得很強，這幫助了布什政府。所以我認為，敵對的民族主義比意識形態差異更重要。
問：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美國的對華政策會變好嗎？
答：可能會有這種情況。但我認為，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一個問題是保持民主與穩定之間的平衡。它要充分民主，但能否保持穩定。你們的社會是個龐大的社會，非常多樣，努力使經濟爬坡，還有很多內部差異。完全的民主會使這些問題更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