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使美國的超強軍事實力又得到一次展示，似乎又為“新帝國論”增添了論據。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可以看出，單極世界離人類越來越遙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美國的綜合實力並未因“倒薩”而明顯增強。“倒薩”固然使美國的軍事實力和地緣戰略優勢有所增強，但是作為綜合實力中最基本要素的經濟實力並沒有什麼改變。美國的經濟總量隻占世界的1/3，這種局麵在相當長時間內恐怕不會有根本的改變，如果有變化，恐怕是美國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在政治層麵上，更不是美國的單極世界，而且其發展趨勢越來越遠離美國所希望的目標。在伊拉克戰爭前，聯合國最終沒有順從美國的意願，使得美國想借聯合國名義出兵的目的破產，表明美國對聯合國的控製力下降。那些反對美國單邊動武的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敢於同美國“頂牛”，表明美國的影響力減弱，而這種影響力是美國維護霸權所不可缺少的“軟實力”的重要方麵。就是美國最為依重和引以自豪的軍事實力，也並非像某些人所誇耀的那樣“天下無敵”。單就戰略核武器來說，俄羅斯就可以和美國比比高低；其他核國家的核力量雖然與美國有很大差距，但是作為威懾手段已經足夠，如果真的爆發核戰爭，100枚核彈頭與1000枚的功能可以說是相等的。在信息時代，戰爭的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像布什所稱的那樣，“9·11 ”事件是一場戰爭，那麼在這種戰爭中，美國的先進武器並不能發揮多大優勢，美國的軍事實力也就因此大打折扣。
美國霸權戰略遭受著國內政治因素的製約。美國霸權戰略雖然是國家的對外戰略，但每一屆政府所確立的具體目標和實現方式卻打上了黨派政治和利益集團政治的烙印。布什政府的對外戰略和政策明顯地帶有軍工複合體和共和黨保守主義色彩。偏好贖武主義不能不使人將之與布什內閣的軍方背景聯係起來，當初競選總統時，布什得到了軍方的鼎力支持，當然他要給與回報。布什上台後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 逢“克”必反）政策明顯是為了黨派利益，自然會遭到民主黨的抵製，達斯勒、李普曼等民主黨要員反對布什政府的單邊“倒薩”政策，就是明顯的跡象。國內缺乏統一的意誌，必然造成政府行為能力的弱化，因為“團結就是力量”，不團結，許多力量就被自耗掉了。
美國全球戰略含有自我製約的因素。美國全球戰略總目標是實現單極霸權，為此它要遏製潛在競爭對手的發展和崛起，但是“9·11”後，美國又將“反恐防擴”作為第一要務，為此它必須同其他大國合作。此外，美國全球戰略還有擴展經濟、推進民主、維護地區安全等要務，這些也需要同其他大國合作或接觸。遏製與合作及接觸這對矛盾一直糾纏著美國同其他大國的關係，製約其發展。這一矛盾反映了美國全球戰略不同目標之間的矛盾。美國要反恐防擴、振興經濟、推進民主、維護地區安全，就必須同別國合作，而這又有利於它們的發展，從而不利於美國全球戰略總目標的實現；如果不同別國合作，美國又不可能實現反恐防擴等目標，全球戰略總目標也不能實現。
除了上述來自美國自身的製約因素即“內因”外，還有許多“外因”也製約著美國霸權戰略的實現。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大國關係。在伊拉克戰爭前後，法、德、俄、中、印（這五個國家恰好是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到的五個“主要和積極的地緣戰略棋手。）這些有影響的國家都沒有追隨美國，而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原則堅持自己的立場。雖然這些國家都非常重視同美國的關係，但是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利益和原則，不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就拿俄羅斯來說，雖然“9·11”後普京政府在拉近俄美關係上下了很大功夫，在消減戰略武器等問題上同美國進行了很好的合作，但是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俄卻不惜向美國說“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中，印度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美國戰略家看好印度未來的發展前景，認為印度將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國，所以必須拉住印度這個“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然而，印度在伊拉克危機中的立場表明，印度並不想在外交上依附於美國，而是要走自己的路。這些大國同美國的關係直接影響美國霸權戰略的實施。美國要想真正實現單邊霸權，要麼遏止這些國家的發展，使其將來無力挑戰自己，要麼使它們順從自己，變成自己的盟友或準盟友。但是這兩點美國都難做到。
聯盟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內容，所以美國曆屆政府都把發展同盟友的關係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北約和美日同盟是美國走向單極霸權之路的兩個車輪子。通過這兩個聯盟，美國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納入了自己的力量體係內。冷戰後，美國為加強這兩個聯盟可謂是煞費苦心，也取得了可觀的成效，在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的盟友們都給予美國力所能及的支持。然而，在這次伊拉克危機中，法、德的表現卻令美國大為失望和惱火，北約發生分裂，就連美國的近鄰加拿大也沒有與美國站在一邊，使用著美國安全保護傘的土耳其在關鍵時刻竟然開出了高價買路費。如果放眼全球可以看到，堅決支持美國的主要是一些海洋國家如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就連美國後院的智利和墨西哥也沒有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迎合美國的要求。美國的聯盟體係麵臨瓦解的危險。薩達姆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會有這麼大的神通使西方世界分裂，哪怕是暫時的分裂。
在美國單極霸權之路上，最讓美國頭痛的是那些“壓不垮、感不化”的反美“釘子戶”，即所謂的“無賴國家”和“邪惡軸心”國家。美國要領導世界，充當世界警察，必須先把它們解決掉，否則何以能在盟友中樹立威信，又何以能讓世界認可它的“領導地位”。然而“消滅”這些“無賴國家”又談何容易。這些國家中的多數都是伊斯蘭國家，它們的反美傾向有著深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麵的根源。美國這次“打伊倒薩”就抱有改造伊斯蘭世界的意圖，希圖仿效日本、德國模式來對伊拉克進行“民主改造”，在伊斯蘭世界樹起一個“民主樣板”。但伊朗已經提供了前車之鑒，強行移植西方民主可能會欲速則不達，甚至適得其反。如果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又有可能刺激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用以暴易暴的方式襲擊美國。而且，這次“倒薩”已經表明，對這些國家進行軍事打擊也需要有國際法的依據，否則，不僅國際社會反對，就是美國的盟友也不全讚成。
當今世界還有一個重要的“非美因素”就是國際組織。且不說像聯合國這樣的美國積極促成創建的國際組織最後都不聽美國的擺布，那些獨立於美國的國際組織越來越多，並在地區事務及全球事務中越來越有發言權。歐洲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不結盟首腦會議、七十七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非洲國家聯盟、亞歐首腦會議、“亞信”等組織都美國難以操控的。它們已成為聯結成員國的重要紐帶，並且形成一種組織合力。它們都從本集團的利益出發製定、協調對外政策，不聽命於來自外部的，哪怕是超級大國的指令。
除了上述這些直接的製約美國霸權戰略的因素外，一些世界大趨勢也不利於美國單極霸權的建立。全球化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大趨勢。全球化強化了原有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使一些國家，特別是不發達國家有可能實現快速崛起。全球化還使全球性問題增多，諸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全球性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議題，它們危害全世界的安全，更危害美國的安全。而解決這些問題單憑某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通力合作。如此，美國就必須加強同各大國的合作，而不是對抗。這有利於大國綜合實力，特別是國際影響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