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武訓傳》的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對這部受到文化界多數人讚賞而一般觀眾反而印象不深的影片作了嚴厲的政治批判，開創了新中國對文藝作品公開進行批判的先河。在內部，又批判《內蒙春光》，同時更以政治索隱的方式批判《榮譽屬於誰》。與此同時，江青以電影指導委員會常委的身份，掌握了電影劇本的審批大權。她從當時蘇聯電影界販來的“重大題材”、“史詩樣式”，實際上提倡並推動了電影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另一方麵對電影劇本提出了多種脫離創作實際的要求，動輒“槍斃”。其結果是，當年全國電影產量銳減。其中，國營廠隻生產了一部短故事片《鬼話》。而私營製片廠生產的16部故事片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也遭到了粗暴的批判。電影工作者無不惶惶不安。
1952年電影仍在低穀中徘徊，國營廠隻出產4部故事片，私營廠降為6部。後私營廠因無法生存而全部合並到國營廠。以江青為代表的極左路線插手電影不過短短兩年時間，把電影開門紅的大好局麵徹底斷送，影壇滿目瘡夷，一遍荒涼。直到1953年情況才發生變化。
1953年2月至3月召開了第一次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和電影藝術工作會議。會議總的精神是批評了“左”的錯誤傾向。文化部副部長周揚指出:官僚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對電影藝術缺乏政治的、思想的、藝術的領導。既沒有使各電影製片廠成為獨立的藝術生產單位，也沒有注意藝術生產特點,許多製度是違反藝術生產規律的。這可以說是1949年以來首次對電影事業中違背藝術規律的“左”的思想進行了一次認真地反思。在上述兩個會議的基礎上,1953年12月政務院通過了《關於加強電影製片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中有兩點很有意義。一是首次提出了電影藝術具有文化娛樂的作用,這是領導層對電影功能認識的一個突破。二是提出了影片題材內容與表現形式力求多樣的方針。認識上的明確和政策上的寬鬆,使得創作上的成效馬上顯現出來。1953--1955共生產故事片71部,創作的多樣化初步展現出來:誕生了新的影片樣式---驚險片,如《智取華山》、《平原遊擊隊》、《神秘的旅伴》;戲曲藝術片崛起,《梁山伯與祝英台》、《天仙配》轟動海內外;兒童片的創作打破停滯局麵,出現了《祖國的花朵》、《雞毛信》等一些好作品。
3、雙百方針帶來的春天
電影創作進入1956年,直至1957年上半年,迎來了一段光輝的日子。“雙百”方針的提出對電影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1956年5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一次會議上闡述“雙百”方針時講到:文藝和科學是政治鬥爭的武器。以為文藝、科學與政治無關,這是右的片麵性看法;反過來,把文藝、科學完全等同於政治,就會犯“左”的片麵性錯誤。可以說,這批評了過去完全從政治標準考查電影創作,忽視藝術規律的做法。在題材問題上他指出,“隻許寫工農兵題材,隻許寫新社會,隻許寫新人物等等,這種限製是不對的。”由此，一個對電影創作極為有利的社會文化環境開始形成,一時出現了前七年從未有過的生動活潑的局麵。在電影管理體製、電影製片體製等方麵進行了一定的調整改革。電影的對外交流和學術爭鳴也得以展開。電影工作者的“緊張”心態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