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載有方克勤任濟寧知府時的事：
“……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倍數，一郡饒足。”
方克勤是一個愛民不唯上的好官。愛民，就應把百姓的利益裝在心裏，凡事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如果隻唯上，為迎和討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辦，討你滿意歡心，弄好了就會加官進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會，冒犯上司就會有丟官的危險，在烏紗帽和百姓之間，你選擇什麼？你是為官位幹還是為民生著想，在這個試金石麵前截然而見人之品行。今天，我們的幹部隊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為本”的宗旨觀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實。工作隻要領導滿意就行，不管於百姓利益有無損害。反正你領導有話，產生負效應責任不在我，這是一種對事業極不負責的幹部。這樣的官，百姓是不會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優點，就是不圖虛名。《明史》中記：“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嚐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晉身盜名的“墊腳石”，他是絕不去做的。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達治本。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來邀名求官者相比，一個是磊若日月，一個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討論治國方略時說：“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史記·夏本紀第二》〉為官一方，就要使那裏的百姓安居樂業，使國家、百姓都能得到實際利益。這樣的為官者，就是把功業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書·魏征傳附魏謨傳》記：唐文宗要看史官為皇帝寫的起居注，魏謨進言說：“古代設置左、右史，記錄朝政得失，作為後代的鑒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記錄；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們也會記得的。“唐文宗說不是這樣的，我已經看過了。”魏謨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盡職。陛下一看，以後作記錄時，必然會有所忌諱並歪曲事實。記錄善與惡不符合實際，就不應該作史官，況且後人怎麼能夠相信呢？”於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這是古代對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筆直書，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實記下，不要有溢美之辭；皇帝做了錯事，也要如實記下，不可夾雜個人的貶辭。為的是讓後人了解到真實的曆史，同時也對皇帝有監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周書·柳虯傳》而且監督的作用還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聲，就得對自己嚴要求，處理朝政不得馬虎，否則，史官就會在曆史上給你參上一筆。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遊，打獵，史官如實記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獵，這樣的次數多了，後人就依此評價出皇帝是怎樣的當政者。史官的這個權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剝奪。古時有“董狐之筆”之說，說的就是史、官為捍衛自己的權力不惜獻身的一種執著追求精神。
北魏時有這樣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與崔浩一起修纂《國語》，他們“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魏太武帝十分惱火，以“暴揚國惡”為罪名，要將他們處以極刑。
太子想為自己的老師高允開脫，便同他一起晉見太武帝。事前，他叮囑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話。太子在皇帝麵前把罪責推給了崔浩。在這生死關頭，高允沒有按太子的話說，而據實承擔了大部分責任。太武帝大怒：“此甚於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釋：“高允見皇上天威嚴肅，故一時驚慌說錯，平時我問他時，他都說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違心之事，他說：“太子可憐我，為我乞命，平時我沒講過此事。剛才我講的是真話，不敢虛妄。”
太武帝也被感動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詔書，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滅五族。而高允直言極諫，拒絕擬詔。太武帝又大怒，經太子再三拜請，高允才得以獲免。
對皇帝是這樣，對朝廷發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們更是不客氣。唐代吳兢當初與劉知幾撰寫《武後實錄》，記錄了張昌宗勸誘張說作偽證，誣告魏元忠謀反一事。文中記述：“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後來張說任宰相，讀後不快，知道是吳兢所寫，於是假裝不知，對吳兢說：“劉知幾寫齊國公魏元忠事，一點都不留情麵，怎麼辦？”吳兢說：“劉知幾已去逝，不可誣陷他。其實是我寫的，草稿至今還在。”張說多次請求改寫，吳兢拒絕說：“順從你的私情，怎麼叫作實錄呢？”終於沒有改。見《新唐書·吳兢傳》
有時，當權者會施各種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晉朝孫盛所作《晉陽秋》，用辭直率，道理嚴正，人們都稱之為良史。後來大司馬恒溫看了《晉陽秋》，大怒，對孫盛的兒子說：“枋頭之戰確實是失敗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說的那樣。如果這部書流傳開來，關係到你一門的身家性命。”孫盛的兒子連忙拜伏謝罪，說要請父親刪改。於是兒孫們都向孫盛痛哭流涕，跪下磕頭，要他為一族百人的命運著想。孫盛大怒，堅決不同意。後來他的兒孫們還是自己動手悄悄刪改了。以至流傳下來兩個版本的《晉陽秋》。
“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彰，經群英之辨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間，豈不幸乎！”（方以智《通鑒·考古通說》）能在史書上書上一筆，也是史官們引以為豪的事，正是他們敢於秉筆直書，敢於“彰善癉惡”，才給我們留下了一部真實的曆史，也留下了一種不媚世、不媚權貴的正義精神。
“六言六蔽”說
孔子教誨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說，即六種品德和六種弊病。讀之思之，於人生修養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愛好仁德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這大抵是指一種忠厚之人，百姓所謂“狡猾不足，忠厚有餘”者。這裏的“狡猾不足”是說過於死板以至於呆。這樣的人，如果不善學習，不能拓寬知識麵，心中不充沛，反而總是把自己的思維局限在某一具體方麵，不能舉一反三，也不能觸類旁通，處事顯得拙，容易上別人的當。這種人雖不失為本分之人，但終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愛自己的聰明不愛好學習，其弊病是放蕩不羈。這是百姓所說“浮靈”之人。不學習，沒有紮實的基礎，沒有廣博的知識，僅憑一點小聰明，遇事似懂，其實什麼也不懂，總是浮在表麵上，象浮蓬一樣無根底。這樣的人，一生終將一事無成。
其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雖然有誠實、講信用的本質，但不愛好學習，容易被人利用。這是說，不學習，缺乏識辯能力，往往稀裏糊塗地上了當，小則害己，大則害人。小則害己，是說個人利益受損不要緊，大則害人，莽撞地助人幹了壞事。
其四，“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是說，愛好直率而不好學習，其弊病是說話尖刻傷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誠相見，很容易交到摯友。但缺乏知識修養，口無遮攔，就犯了禍從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緘密，慮言之或失”，更何況信口開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無意中傷人。沒有知識修養把住嘴的關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點。
其五，“好勇不好學，其弊也亂。”這是說，性格勇敢而不善學習，它的弊病是容易鬧出亂子。這是針對魯莽人說的。上一段是針對語言方麵，這一段是針對行動方麵。勇敢的品性如果沒有知識修養控製，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計後果，隻逞一時之能，最終落個孔武之人。
其六，“好剛不好學，其弊也狂。”是說，愛好剛強而不好學習，其弊端是狂妄不羈。爭強好勝這本不是什麼缺點，人總是要求進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強威，鋒芒畢露。這樣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為是，到頭來，把自己架空。而知識修養，正是培養謙虛的品質，以克製狂妄自大。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勸誡人們多通過學習提高修養，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達到更完善的境界。
陰去其弊說
“陰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讓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覺中去除，使事業得以成功。《治國方略》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陰有以去之”，實際就是疏導的策略。
五代時，楚人不願意從事養蠶事業，強行讓他們從事養蠶，也未必心甘情願。楚王馬殷的謀臣高鬱建議，讓百姓在繳納稅租時以帛代錢，解決了百姓盡心養蠶的事。唐德宗時，屯兵邊塞，敵人來了就棄地逃跑。宰相陸贄建議，征集有勞動能力的男子到那裏定居，敵人來了，人們會自覺投入戰鬥。這就是“陰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國方略》中是針對“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怕也”這種說法而提出“陰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認為：“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為愈也。”是說：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卻違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終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違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覺服從統治者的意願而又不易察覺出來，以至達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會不發生動亂為妙。這裏引出兩種工作方法。一種是當人們還未認識到做某項事業的利益時，是不是等人們認識以後才去行動呢？那恐怕曆史發展的進程要緩慢得多。曆史允許一部分先知先覺的人走在前麵，帶領未覺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這當中，曆史的潮流會裹挾著一些人前進。許多改革都是在這種情勢下進行的。如果等到人們都覺醒，都統一了思想（所謂的），曆史的機遇會一而再錯過。如農村土地承包製剛開始施行時，許多人轉不過彎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中央下文件把這一策略推行下去，現在看來受益無窮。如果光照顧人的情緒，那麼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種是“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達到完成某項事業的目的，又能把事業進展中的弊端和負麵效應策略地彌除，豈不更好嗎？這是說，施政者在施政過程中要多動腦，多想出幾條解決問題的方法，既體現原則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於情於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結果會更圓滿。
美國人耐爾·尺·斯威尼在《致未來的總裁們》中指出：領導方式的選擇，實際上就是激勵方式的選擇。**的領導發號施令，人們隻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領導同人們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領導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在相當程度上按自己的意願工作。我們要做開明的領導，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強硬地施用權力，多做一些疏導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愛人
**同誌雅好曆史，尤能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他在閱讀《南史·韋睿傳》時，在“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屬必須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兵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寫了一段批語：“我黨幹部應學韋睿作風。”韋睿作風，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愛人的作風，這是古往今來善於選賢任能的政治家們共同遵循的一條原則。
孫權在三國鼎立之時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濟濟，和他有這種作風有關。他和手下將領同甘共苦，對他們關心備至。大將呂蒙病重吋，他把呂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側，常穿壁觀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將領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時，諸將不服，孫權借大宴群臣之機，讓周泰解開夜衫，指著他身上的傷痕，不禁流淚說：“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劃，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事乎？”眾人皆感服他這愛人之心。
在當代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更能體現出用人而愛人之情。**非常關心身邊工作的同誌。1937年初夏，羅榮恒與林月琴剛結婚半個月，即奉命到前線。**讓警衛員把林月琴找去，他開玩笑似地說：“你們新婚就離別，我是不是有點殘酷？”看對方沒有什麼情緒，**高興地說：“今天你也是送郎參軍嗎？”這些話使林月琴感受到了關切撫慰之情。以後，當**得知羅榮恒在前線患病的消息後，即電示他到醫療較好的新四軍醫院檢查。不久，中央指示羅瑞卿到當時仍是國統區的上海繼續醫治。不料，中央來電剛到，**來急電：羅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敵人發現，不宜去上海。以後數年，**對羅瑞卿的健康牽念不已，多次催促診療，不時派人探視，寫信問候。
“欲人之愛己者，必先愛人、《國語·晉語》當領導的隻有用人而愛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級關係，才能增加下屬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影響到周圍的人。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領導者，應對身邊的同誌政治上關心，生活上體貼，工作上創造條件，建立平等和諧的人際關係而不是“役使”關係，那麼，“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會同心協力，把事業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這句話容易為人接受，不外是“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唐·吳兢語）而提“知人善免”，似乎違反了人們的思維定勢，不好為人接受。不過，當前改革中，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提出議一議。
在現實中，“官本位”的優渥對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當了官可以穩坐鐵交椅，隻要不出大問題，無過，便是功勞，即使工作平庸，毫無進取，也保你在鐵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單位搞糟了，把企業搞垮了，換個地方照樣當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麵子，總有些借口：“幹這麼多年了，沒功勞還有苦勞”，“熟悉情況，老經驗多”等。或因是老關係，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斷絲連的聯係，於是，“寧用不才以曠世，不肯變例以求人（宋·包拯語）致使一些庸才屍位素餐，為官一任，糊塗一方。這類人你還指望他去改革嗎？
要想成就一項事業，擇人必善，尤其要搬開那些興業不足、敗事有餘的絆腳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會任用庸才誤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為官時，針對當時“居官者，不知其職者，十常**”的現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於減冗雜而節用度。”他尤其主張對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固位無職”的官員，不論職位多高，即使沒有什麼過錯，也毫不留情，堅決予以糾彈。他在知諫院時，曾上書彈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無建樹的宋癢，認為他是“竊位素餐”，極不稱職。包拯所為，是順應時勢之舉。而我們在這不可逆轉的改革中，尤需此種精神。對那些平庸無能、缺乏創新精神，打不開局麵的幹部，應堅決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把真正德才兼備的人提拔上去，這是搞好改革的關鍵一環。
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舊有的觀念，盤根錯節的糾葛，勢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動真格的勇氣。應該象安徽省蕪湖市委書記金庭柏提出的那樣，敢於用“三鐵”破“三鐵”。所用的“三鐵”是：鐵麵孔，鐵心腸，鐵手腕。能有這種魅力，才能杜絕“無功者而祿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現象，使改革健康發展。
用人當舉其所長
文壇上曾研究過一種“何其芳現象”，是說一些大作家從政後，其創作才華大減，連作者本人也為之喟歎。不由得想起南唐詞人李煜來。
以作詞而論，李煜堪稱一代巨匠。據《唐音戊簽》記：“煜少聰慧，善屬文，性好聚書。”他一生寫下許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國而言，李煜隻是一個庸才，丟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說：“李煜若以作詩功夫治國，豈為吾所俘也。”其實，作好詩的功夫未必能成為治好國的本領。有的人有學士才，未必有宰相器。這是因為人的氣質、興趣和修養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長，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們應選擇發揮其特長的有所能，不強求不能發揮其特長的所不能，使每個人都能有所建樹。生活中偏有逆於此理的，某些人在專業上一有點小名氣，官帽就要扣到頭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這些人學術問題鑽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頭爛額，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國，官本位的優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個人在精神上獲得充實。在人生的座標上，每個人都應找到最合適的位置。歐陽修曾說：“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號聯接管理才能和專業技術才能，這也是亟需改變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種現象。
墨守成規者戒
鄧小平在視察深圳時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象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講話的主旨，就是要我們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改革步伐，把經濟盡快搞上去。每一個公民，都應“以國家之務為己任。”（唐·韓愈）應有緊迫感和責任感。一些習慣墨守成規的人，在那裏徘徊觀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個地區單位局勢的人，鑼鼓已敲了幾遍，仍不敢上陣，拿不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動來，對這種人有必要對他猛擊一掌。
墨守成規的人，一是對改革的認識不足，缺乏足夠的信心。他們隻看到不利的條件，看不到有利的條件；隻看到局部的形勢，看不到全麵的形勢；隻看到個人的力量，看不到蘊藏在群眾中的改革的能量；隻津津樂道於眼前既得的和回味過去的，而不思考將來的。他們不知道失去當前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就永遠處於被動，永遠處於劣勢。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維定勢。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才能闖出新路。而這種人喜歡用經驗把自己束縛起來，一旦跳出既定思維的圈子，就沒有安全感，隻有失落感。於是劃地為牢，不肯前進。
墨守成規的人，不肯冒風險。向前邁進一步，總要看看別人怎樣做的，文件上怎樣寫的，上麵怎麼說的、，做事總想到反麵意見的壓力，因此永遠邁不開步子。
改革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沒有固定的模式和經驗，隻有靠我們去闖，深圳等特區靠闖勁，殺出了一條“血路”，成為帶動中國改革的龍頭。
闖，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麵，不要等群眾都認識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們的行動去帶動他們。這些走在前麵的人必須有膽有識。有識，能認準方向，不盲幹；有膽，能排除阻力，闖出新路。
我們還要造就一種文化氛圍，更新思維，改變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麵。一個人在生活中處處唯唯諾諾，時時恭謙，他的生活不會豐富多彩，屬於他的世界太渺小，這種人隻能是改革中的守舊派，隻有在生活中勇於打破清規戒律，磨煉思想的敏銳，促進思想的不斷圖新，才能走在社會改革前列。
“削足適履”與個性發展
人都是有個性的，人的個性又都是豐富多彩的。
一個充實的、有獨自特點的個性，既需要主觀上不斷加強修養，也需要外部良好環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環境中，缺乏使個性充分發展的條件，世俗的觀念常常限製人個性的發展。人們總是用習慣的標準要求他人的言行——你隻要表現出隨和大家，這“隨和”，不管有無社會意義和價值，你就是一個標準的人，就會獲得穩重、忠厚、嫻淑……的稱譽。而你順應個性去做一些事情，盡管是理智的，不違背社會公德的，也會被認為“出格”了。“愛出風頭”、“魯莽”、“放縱”的毀譽也隨之而來，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適履”，壓抑自己的個性去順應別人。
實際上，個性是不應受壓抑的，個性受壓抑，就會畸形發展，失去生活的樂趣和色彩，也於改革不利。因為一個單位要充滿活力，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單位的成員並不是“千人一麵”的。試想，在一個機關內，如果都用同樣的個性標準要求人的言行（這是封建家長式的做法〉，人人都溫順恭謙，都唯唯諾諾，誰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觀念模式，還談什麼創造才能，也無從談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時代裏，應允許幹部有個性，幹部身上有明顯的個性特點往往是最可貴的東西，不能把幹部的個性特點看成是缺點。領導者應容得下幹部的個性，並加以尊重和愛護，而不應把他們變成“和我一樣”。在生活中我們既需要有群體的依賴性和趨同性，也要保持獨自的個性，保持個真實的我，無妄無畏無任何虛假成分的我。馮玉祥將軍的墓碑上題有“我就是我”的話，我們在生活中，何嚐不能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呢？唯此這樣，才有全新的事業。這是對人生價值的肯定。
文人相輕·相重與人才
“文人相輕”是文學發展潮流中的一種逆現象。最早概括這種現象的是三國時期的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至，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種現象是由於作家思想、藝術修養不高而造成的。它對於人才的成長極為不利。
文人相輕的事，在曆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列舉班固輕視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傅毅〉以能屬事為瀾台令史，下筆不能自體。”傅毅和班固都是東漢時的文學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卻貶低他的文章汗漫無統。唐朝孫光憲的《北夢瑣言》曾記白居易被李德裕壓抑的事。當時的白居易雖已文章冠世，但還“不躋大位”，和他同時的大詩人劉禹錫曾向李德裕太尉作過推薦。一天，劉禹錫拜見李德裕時說：“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說：“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等到取出看，已滿箱笥，覆沒在塵埃中。李德裕告訴說，他不屑一顧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無怪當時的人都說李德裕“有學士才，非宰相器。”可見其心胸狹窄。居官在上，而輕視小人物，連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過這方麵的過失。王安石當政時，有個叫郭祥正的，很有點名氣，連梅堯臣也稱他是“太白後身。”他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意義，上書給神宗皇帝，認為天下的大事都應由王安石來處理，有持異議的，即使是大臣也應當屏黜。神崇看了很驚歎。一天問王安石：“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並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給王安石看。王安石卻認為自己受一個無名的小縣令薦舉感到可恥，矢口否認郭祥正無行，終使郭祥正歸隱青山。由此可見，文人相輕會抑製人才的成長。
與文人相輕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現象。如宋代的大文學家蘇軾就善於舉用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都是由於受到蘇軾的選拔推薦而顯名的。據《宋史》記載，蘇軾看到黃庭堅的詩文，“以為超世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晁補之是通過帶著一篇描寫錢塘山川風物的賦《七述》謁見蘇軾，受到讚賞而顯身的。蘇軾讀到秦觀的詩文，認為有屈宋之才，“以賢良方正薦於朝”。後來聽到少遊死在道路，深為感歎：“世豈複有斯人乎！”對張耒，稱其文“汪洋衝淡，有一唱三歎之聲。”對他們四個，都“待之如朋儔，未嚐以師資自予。”即使對不為人知的孤兒李薦，也不埋沒其才，收為學士，甚至“解衣為助。”難怪李廣聽到蘇軾死去的消息，“哭之慟”，作祭文頌之說：“皇天厚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而蘇軾等人也受過梅聖俞、歐陽修的推薦。據《能改齋漫錄》記：“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書略雲：‘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歐陽修在愛惜人才上，是深為人讚賞的。和歐陽修同時的一個文人江磷幾，晚年曾極力詆毀歐公。歐公從未計較。當江磷幾死後，“公吊之，哭之痛。”而且為他作祭文，沒有一字之貶。由此可見，文人相重，對人才的成長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說隻是文學領域的事，推而廣之到社會其它方麵，都有借鑒作用。我們建設四化大業是前所未有的鴻舉，需要多方麵的人才為她獻策出力。我們應該有“放人出一頭地”的精神來尊重人才。孟子說：“以善舉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如果全社會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業早日可待。
儲才以濟事
人才，曆來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尤其是改革之際，更需要卓越人才擔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儲存培養一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梁啟超先生曾說過：“變法之本，在育人才”。我們也可以說，人才是改革之本，是當務之需，更是關係事業發展與傳承的長久大計，萬不可掉以輕心。
為使人才脫穎而出，我們要獨具慧眼，確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時時留意我們周圍的人才，及時發現，及時儲存，而不是臨需要時才象考古似地去發掘。林則徐在發現人才方麵就很有方法。他在書齋裏設了一個大櫃子，內設十八個小箱子，每個箱子代表一個省，箱內收集了該省豐富的人才資料，以便隨時推薦。這種儲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當然領導者除具慧眼外，還要有接納人才的胸懷，有“薦賢當惟恐後”的伯樂精神。唐太宗能廣任賢良，“朕思賢之情，豈舍夢寐”（《貞觀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舉賢，身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舉，受到太宗的詢問，封德彝辨解說，自己“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駁斥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資治通鑒》卷192）心有所偏見，視野被雍蔽，對人才就視而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