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救任老 特科鼎助
陳賡接到周恩來關於對白鑫“殺無赦”的指示後，便安排上海地下黨組織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自然不是傻瓜，當然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就當起了“縮頭烏龜”躲藏起來。國民黨方麵為了在他身上獲得更多的中共情報，由上海黨部情報處長範爭波親自給他當“烏龜殼”加以保護。因此，地下黨組織盡管四處打探，也一直沒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訊息。陳賡給特科的同誌打氣說：“白鑫難道會上天入地？他隻要還在上海，這隻烏龜就會有露頭的一天。”
果然，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帶著國民黨特務突然到上海達生醫院找柯達文大夫看病。原來，白鑫自從告密殺害了彭湃後，知道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會放過他，整天處於極度的驚恐之中，時間不長就嚇出了頭疼的毛病。柯達文是中共地下黨員柯麟的化名。那時，他在上海威海衛路一條裏弄開了一所達生醫院做掩護，樓下是診所，樓上是地下黨組織的會議室。上海地下黨組織每月在這裏開一次會，周恩來有時也在這裏接見外地來彙報的人。
那天柯達文為白鑫診病後，對他說：“你坐一坐，有幾種藥在樓下，我去取。”他下樓匆匆到鄰居家給陳賡打電話。不料白鑫這時早已經成驚弓之鳥，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悄然離去。
事後陳賡指示柯達文說：“他露麵了就好，病人有病總會找醫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兒，先設法穩住他，我們的人隨時就到！”
白鑫不是黨內高級領導，又不分管特科，再加上剛到上海不久，因此他並不知道柯達文的真實情況。他隻知道柯達文醫術好，又是廣東人，一副書呆子相貌，不像是共產黨人。果然，過了幾天，白鑫又打來電話，說要再請柯達文看病。不過，狡猾的他不到達生醫院來了，而是要柯達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飯店給他看病，柯達文問是哪家飯店，白鑫說到了法租界自會有人告訴他。
柯達文將這一新情況及時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指示他按約定時間前往，並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療的分寸，既要讓白鑫感到治療後病情明顯減輕，也不能讓他感到已經痊愈，這叫“放長線釣大魚”。對此柯達文自然心領神會。
摸到了白鑫的棲身之處，叛徒的命運已經在特科的掌控之中。隻要組織上一聲令下，特科同誌可以隨時為犧牲的彭湃等人報仇。
1929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一早出去，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捕。任弼時被捕時他將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裏嚼碎咽下去了，敵人在他身上隻搜出一張月票。由於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災中燒掉了，查無實據。被捕後他自稱名叫“彭德生”，公共租界巡捕房嚴刑逼問他的真實姓名，甚至給他上了電刑。這種電刑可使受刑者處於半昏迷半麻木狀態，身心受到極大損傷，致使神經係統混亂而招供。隨著電壓的不斷升高，正負電極在任弼時的背部烙出了兩個窟窿，但他堅貞不屈，什麼也不說，始終未吐露真實姓名，敵人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其實，這已經不是任弼時第一次被捕了。任弼時，湖南湘陰人。1922年他十八歲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中共支部入黨，以後成為中共要人。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任弼時曾多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沒有暴露身份。1928年10月任弼時在安徽視察黨的工作時，在南陵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敵人對他用盡酷刑，任弼時始終沒屈服。周恩來領導特科同誌，請同情我黨的律師、法學教授潘震亞與律師費國禧到法庭辯護，進行合法營救。敵人拿不出證據，於1929年3月放他出獄。誰知才過了半年時間，他在上海又不幸被捕了。
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先請律師辯護無效，接著又派陳賡找鮑君甫設法營救。鮑君甫派洪揚生給巡捕房探長陸連奎送去100元現大洋買通關係，然後在德大西菜社請租界巡捕房的蘭普遜吃了一頓大菜，席間鮑君甫對蘭普遜說：“那個叫彭德生的，是我手底下的人。”蘭普遜半信半疑，但最後還是賣了個人情，將任弼時釋放了。任弼時出獄後，被黨中央派到武漢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再後來被調往湘鄂西中央蘇區。
1929年10月中共方麵幫助鮑君甫在北四川路大德裏的過街樓上設立辦事處，讓中共黨員張紅惠化名“安娥”任其專職秘書。這樣一來，除了鮑君甫本人，在這個辦事處中還有兩名中央特科人員——連德生和安娥。
司機兼保鏢的連德生，浙江上虞人。原為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售票員，1925年參加地下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中共黨組織將他派往蘇聯學習，1928年回國在中央特科工作。此時由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暗中已成為中共的秘密情報人員。連德生奉命擔任鮑君甫的保鏢，實際上他是黨組織與鮑君甫之間的聯絡員。
秘書身份的安娥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曾用名何平、張菊生，參加地下工作時化名安娥、張瑛等。河北省獲鹿縣（今石家莊市）人，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一個書香之家，1925年肄業於北京國立美專西畫係，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後，接受中央特科的安排擔任鮑君甫的專職秘書。鮑君甫將收集到的情報全部拿給擔任秘書的安娥。然後由安娥分析處理之後，選送給陳賡。
鮑君甫這個特情關係建立之後，國民黨軍警機關或巡捕房要對中國共產黨秘密機關采取行動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敵人動手之前獲得情報。敵特機關的好幾次搜捕行動接連撲空。
陳賡考慮到，如果每次都讓敵人撲空，鮑君甫難免暴露。在與有關的同誌商量後，為了掩護鮑君甫的情報工作，特科有時也故意留下一些機關或布置一些機關讓敵人去破壞，再讓他們搜到幾份無關緊要的文件或者黨內報刊，以增加敵人對鮑君甫的信任。
“中央特派員”的牌子使鮑君甫身價倍增。在上海的國民黨軍警機關眼中，他是“中央親信的人”，在外國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國官場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偵探機關都對他另眼相看，什麼秘密都不會想到瞞他。
特科出身的連德生和安娥，成了鮑君甫的得力助手。有了他們的幫助，鮑君甫在傳遞情報方麵得心應手，進行得非常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