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派遣 回川革命
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一個士兵失蹤，發動了“盧溝橋事變”。我駐北平的守軍奮起反擊，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一場浴血奮戰。全國聲援北平抗戰，中國人民的全麵抗戰從此爆發。
麵對侵略者的侵略行徑，李長亨義憤填膺！他一腔熱血，想到前線參加抗日，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因為袍哥多的地方有習武風氣，他受此影響本身會些功夫，他覺得上了戰場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抗戰全麵爆發後，四川成都的政治民主風氣開始好轉，出於一致抗日的目標，國民黨對中共和進步人士的迫害暫時有所收斂。位於成都祠堂街的一些書店，開始暗暗出售一些革命書籍。經常去祠堂街逛書店的李長亨，先後買到了《共產黨宣言》、《三個國際》、《兩個策略》和《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等進步書籍。過去他隻接觸到一些中共黨員，參加過一些活動，而通過對這些革命書籍的閱讀，他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更加了解，他的思想更加接近和向往共產主義，他更加心向延安的中國共產黨。
自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強盜想占我國土的野心暴露得越來越明顯。在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一直呼籲“團結抗日，一致對外”，並付諸行動。所有這一切，更加堅定了李長亨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1938年初，省立一師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告訴李長亨，張顯儀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李長亨覺得自己與張顯儀還有差距，決心努力趕上去。
1938年7月，省立一師舉行畢業考試。一心想去延安的李長亨，好不容易等到這一時刻，考試一結束他就急匆匆地開始進行去延安的各項準備工作。在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安排下，這次秘密前往延安的除了李長亨，還有一位是川大經濟係學生張越吾。地下黨員張顯儀通過組織給李長亨寫了去延安的介紹信，在成都的一些進步組織和團體也給他寫了介紹信。張顯儀還請成都光華大學教授江宗傑，給李長亨、張越吾寫了一封給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介紹信。為了防備路途上的種種不測，張顯儀又通過在成都華陽縣政府任職的中共秘密黨員，開了一張李長亨等人係大、中學畢業生，前往河南國民黨第47軍李家玨部隊參加戰地宣傳工作的證照。
在給張聞天的這封介紹信中，李長亨改名為“李唯平”，張越吾改名為“張映吾”，而去47軍參加戰地宣傳工作的證照上，他們的姓名又用了其他化名。
張越吾的父親時任川陝公路局車務處長，他們拿著張越吾父親的名片，很容易地就買到了北去陝西漢中的長途汽車票，他們要先到漢中再轉往延安。臨走之前，周俊烈將去延安途中需要注意的各種問題詳細地告訴了李長亨，囑咐李長亨千萬小心。
1938年8月的一天，他們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李長亨他們走後，地下黨組織經過考慮，讓進步青年放出風去，對認識李長亨的人說，李長亨畢業後到漢口找已去那裏的原國文教員孫怒潮（複興社成員），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演劇隊去了。
到延安後，李長亨的思想曆程發生了質的變化。在延安，他先後上過抗大和陝北公學，聽過不少中共高級領導的報告，學習了延安馬列學院的全部課程。經過近一年的學習，他讀了不少馬列原著，成為了一個職業革命青年。學習快要結束時，他向學校的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和個人自傳，延安好幾個單位都有意留他，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加強大後方的工作，想派他回四川，而李長亨卻一心想上前線，以致學校一號召上前線，他就率先報名參加。
由於上前線的人員走得急，李長亨的入黨問題班上支部來不及討論，就在他的鑒定表上注明：在今後的實際工作中解決入黨問題。
一心想上前線殺敵立功的李長亨同其他被派往前線的同誌一道，從延安南下，然後東渡黃河，經長治、長子、上黨到達山西武鄉八路軍總部。報到時李長亨甭提有多高興了，他恨不得馬上就上戰場殺東洋鬼子。然而，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的一位負責同誌叫李長亨去談話，開口就說：“李唯平同誌，你在延安時，中央組織部就要你回四川去工作，現在，我們這裏有兩、三位四川人，都是準備派回四川去工作的。另外，還有五位廣東的同誌回廣東去工作，你們就一道經華中局回四川和廣東。”
原來，中共中央組織部對他進行考查後，決定派他回四川大後方工作。對於組織上的決定，李長亨隻有堅決服從。兩天後，李長亨又踏上了回四川大後方的征程。
1939年5月，三位文質彬彬的年輕人來到位於重慶市郊紅岩嘴大有農場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駐地。當他們小心翼翼地從行囊裏最隱蔽的地方拿出一張紙條後，辦事處的同誌熱情接待了他們，安排他們在小龍坎辦事處車庫旁的招待所暫時住下。
這三位年輕人，正是不久前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告訴南方局——即將派回四川大後方工作的抗大畢業生，其中一位就是李長亨，另外兩位是任孚和鍾泰西。兩天後的一個夜晚，南方局常委凱豐（何克全）和分管組織工作的廖似光在紅岩大有農場主人饒國模的小樓裏熱情接待了李長亨他們。負責秘密工作的黃文傑、曹瑛等人給他們三人詳細分析了四川地方的各種形勢，讓他們參加了南方局正好在紅岩舉辦的秘密工作訓練班。
在紅岩嘴山上培訓和學習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最後，南方局組織部要求他們充分利用各自的社會關係，先找一個公開穩定的社會職業做掩護，再慢慢開展黨的工作。
“李唯平同誌，還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姓名，從現在起，你在延安時用的李唯平這個名字再也不能用了。就是說，李唯平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廖似光認真地說道：“現在你既然已經回到了四川，熟人朋友很多，就還是用你在安嶽和成都讀書時的名字，對外就叫李碧光或李長亨。你在組織內的名字叫黎強，取能力和戰鬥力強的意思，這是董必武同誌給你起的，你自己記牢就行了，不論何時何地，不能對任何人講，包括你的家人。”
李長亨從此成了紅岩特工“黎強”，此名黨內後來一直沿用。根據自己在安嶽的家庭背景情況，他認為他父親在當地的袍哥會和民團中有較高的地位，這層關係可以加以利用。李長亨的父親李可廷當時擔任安嶽縣民團團總、縣督察局督辦，是安嶽周邊幾縣有名的袍哥大爺。在取得南方局組織部的同意後，1939年夏，李長亨回到了他的老家——四川省安嶽縣石羊鎮白塔寺鄉。
李可廷在哥老會中的身份地位，對李長亨確實有幫助。哥老會發源於晚清，其成員被稱為袍哥。袍哥會盛行於民國時期，與青幫、洪門為當時的三大民間幫會組織。袍哥會在清代的四川曾經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組織，在辛亥革命之後，它長期成為四川大多數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間接受其控製的公開性組織。袍哥會對四川社會各方麵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跡。
李長亨回到家鄉後，立即與周俊烈接上了聯係。通過父親在哥老會的影響和老同學蔡錫明的介紹，他找到一份工作，來到了他的母校——縣立高小擔任教務主任。校長是他原在安嶽中學時的體育老師，教導主任是原安嶽中學的同學。在平靜的縣城裏，李長亨利用自己小學教務主任的身份，搞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在他的領導下，《龍泉壁報》貼到了縣城的大街上，節假日裏抗日歌詠隊和街頭劇吸引了城裏無數的勞苦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