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近些年來我們也漸漸發現在一些權力無所顧忌的同時，也有一種態勢在潛滋暗長，就是一些握有權力的人開始哀歎“官越來越不好當了”，開始抱怨“權越來越不好使了”，一些過分的權力獨斷行為開始有所收斂。
是握有權力者良心發現主動限權、自我約束嗎？我們希望如此，但真相恐怕並非如此。
那麼真相究竟是什麼？是現代科技進步的結晶互聯網絡所導致的不得不。
在過去的時代背景下，權力獨斷謀私，甚至做了違規越理犯法的事情，也很容易掩蓋起來，就算偶被泄露也不可能大麵積擴散，知道的人不多，拖上一段時間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進入信息時代，有了互聯網絡之後，這樣的美夢就做不成了。
在網絡中，空間徹底消失了，邊界不複存在了，地位、身份、層級不再具有實際意義，無論咫尺還是天涯，無論是有權的官還是無權的民，都可以無障礙地出現在同一個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獲取，信息也能迅疾地傳播。互聯網絡上一個帖子，在刹那之間將信息送達成千上萬乃至上億的人。
前段時間，一個地方法院院長運用手中的權力在法院內部為自己身體有障礙的孩子謀了份鐵飯碗的工作。這在過去的社會可能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了，但在互聯網絡普及的背景下，弄巧成拙，不僅孩子的工作沒戲，自己的職位都險些丟失。
這樣開放的技術狀態直接導致相應開放的社會狀態，公開、透明日漸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也成了權力運行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權力的行使都不得不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而結果又不得不直接接受社會大眾的評判與檢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絡不僅僅有信息傳播的功能，還有很強大的組織動員功能。而這一點對於權力的濫用是更為致命的。
在過去的時代，盡管中國社會從憲法到各種專門法，對社會大眾的政治參與和製約權力都給予了充分的鼓勵與保障，但大眾從理論上可以製約到現實中真正能製約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這一距離主要不是來自於政治的約束與限製，而是來自於手段的不足與缺乏。某一社會個體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極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訴求與想法如何表達出來為社會、為大眾、為政治組織所知道、所了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設法表達出來了，由於傳播手段的製約，也很有可能隻是為少數人、小範圍所了解，很難在較大範圍內產生較大影響。但在以網絡普及為主要標誌的信息時代，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任何人、任何群體、任何組織，隻要他願意，都可以通過網絡來表達他的要求、傳播他的理念、貢獻他的意見，並且通過網絡尋找誌同道合的讚同者與支持者，形成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看似虛擬但又能實實在在在政治發展中起作用的組織與團體，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權力行為產生影響。
麵對公眾零散的批評，權力可以不屑一顧，陽奉陰違；但麵對互聯網絡強大的傳播與組織功能，權力還敢為所欲為、再搞小動作嗎？
（三）社會轉型使得法治成為必須
我們現在常說，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發展走過了國際社會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曆程。把幾百年的變化壓縮在幾十年內，這樣的社會狀態怎能不是驚天動地、翻天覆地、改天換地。
社會狀態變化了，治理社會的方式當然也要變化。
過去一些西方人士習慣地說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治意識缺失。做出這個判斷的時候不免有些高傲的鄙夷或者是善意的惋惜：在沒有法治的社會中生活的中國人多麼可憐啊。但讓西方人很不理解的是，這種狀況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並沒有感到有多麼的不適，也沒有表現為多麼的不文明。
傳統的中國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形態，又處於嚴格的計劃經濟運行模式之下，一切事情都是有計劃有安排井井有條，可謂超穩定社會；傳統的中國社會嚴格的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製度，人口基本上不流動也不鼓勵流動，絕大多數人生活自給自足，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傳統的中國社會在農村是大家族集聚而居，在城市是大雜院街坊鄰裏，工人是黑發進廠白發退休，一個螺絲釘數十年不挪窩，人與人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典型的熟人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老祖宗就是權威，人情就是道理，臉麵就是契約。西方社會用法律解決的問題中國社會用情理全能搞定。而且這樣的結果不僅大家接受、服氣，還有一種法律絕不會有的脈脈情意在裏麵，讓人覺得溫暖。
但現在，社會狀態變化了。
——市場經濟改變了社會群體生活的軌跡，也改變了行為的模式。市場競爭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市場交易各懷心腹事，朝三暮四；越來越龐大的社會係統、越來越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越來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說不定哪個環節在哪個時候就會出問題。社會越來越不確定了，昔日的舊船票已經登不上今日的客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