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放的什麼電視，不知道，隻聽到周圍看電視的人一會驚呼一聲，一會感歎一下，不時小聲的議論幾句，不過大多數時間絕對要比上課的課堂還安靜。一大群人圍著一個小小屏幕，隨著電視畫麵的變化，周圍光線也忽明忽暗，照在一張張認真的臉上，張自輝仿佛感覺自己正坐在電影院裏。時間就那樣過去，十點多人都在那裏陸陸續續的離去，最後留下來那些都是‘再見’分子，隻要沒有看到再見那兩個字，就會一直在那裏看下去，除非人家把電視機關了，自虎，蟈蟈，還有幾個小電視迷，上一世張自輝也是。
李誌海在那裏看看表，已經十點半了，“好了，很晚了，明天再看。”沒辦法隻有清場了。明天還有到大棚裏去。
蔬菜大棚的巨大成功在附近幾個村子裏一起了巨大的震動，一畝地幾萬元的收入，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這不是最重要的，隨著越多的人知道冬天有蔬菜，菜價也在那裏不斷地上漲著。
張民生的兩百畝菜都是運到西安去了，一般人很難買到，因為市領導說了，現供應市裏需求，所以李誌海就是他們唯一的選擇，我們搶不到大頭就找小頭，韭菜黃瓜根本不夠賣的，本地就消化光了，麵對那些各地來的人，李誌海隻有苦笑著說抱歉了，並且承諾，明年冬天，一定會讓他們都能拿到菜。要不是張虎他親戚在縣上有點話語權，加上張民生經常送禮，李誌海早就搞不下去了，那點大棚早就被征收了。說得有些誇大了。
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其中第一章，總則，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這一條款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為以後中西部鄉鎮腐敗埋下了根源。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農業、農村和農民推動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雖然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14年，但卻是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村凋敝和農民生活艱難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占了30年改革進程的一半；9億多農民不是一個小數字，占中國人口的70％多。在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為什麼會出現大範圍、多人口、長時間經濟凋敝和生活艱難呢？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問題。
近一百多年，總體上看，是不斷解放農民並將農民逐步納入國家現代製度體係的過程。但90年代的農民政策卻是逆潮流的，農民在教育、衛生、養老等方麵的權利不僅沒有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提升，反而下降了。
杜家村裏很多人當時沒有錢看病，最後隻有自殺。不能勞動，還要有人照顧，死了也一了百了。
當時90%以上的教育、衛生、養老等公共資源非農化，農村一度出現大麵積讀不起書、看不起病、連五保戶都無人管的現象；農民作為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其政治權利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最明顯的指標是，農民和農民工所占的幹部和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正在這種情況下，張自輝在上一世能夠上學真是天大的榮幸。
一百年來，也是農民轉變為工人的過程。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工資在城市安居樂業，並維持其勞動力生產、再生產和養老，這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元規則。但90年代以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近2億農民工的絕大多數，至今也就是在二十年後都不能在城市安居下來，也沒有進入社會保障體係，更無任何政治權利；更為可悲的是，有7％的農民工受傷致殘，喪失勞動能力而成為社會的棄兒。
1985年以前，我國農產品全麵短缺，增產就能增收，以“勞動密集+技術密集”為主要策略的“追求數量增長效益階段”的農業政策——“家庭承包經營”，無疑是正確的。但1986年後，我國大宗農產品已經自給有餘，增產不能增收，標誌著我國的農業進入“追求價格增長效益階段”，農業發展策略的重點應該轉向“資本密集+農民組織密集”。小農隻有組織起來，才能獲得農產品議價、定價的權利，並在金融的支持下獲得農業產業延伸的增值收益，隻有這樣，農民才能獲得“價格增長效益”。但遺憾的是，90年代，不僅沒有發展出新農民組織和新的農村金融，相反，錯誤的政策導致既有農民組織正在逐步走向解體和既有金融體係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