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整段時間裏，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極端秘密之中，準備著他們的背信棄義和貪婪的勾當。當我們下一次在華盛頓會見的時候，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已經對美國宣戰，而我們兩國已經在並肩作戰了。從那時起，我們雖然經曆了千辛萬苦與挫折失望，但總是不斷擴大戰果，在陸上和海上前進。這裏我無須多談在西半球發生的一係列大戰，更不必說世界另一邊正在進行的另一場大戰了。我也無須談到我們跟偉大的盟邦蘇聯在德黑蘭所製定的計劃，因為這些計劃現在已經完全付諸實施了。
“但是在雅爾塔我注意到總統有病痛。他動人的微笑，他愉快而瀟灑的風度，並沒有消失，可是他的麵色異常蒼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亞曆山大港向他告別的時候，我必須承認，我已經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憂慮之感，覺得他的健康和體力正在衰落下去。但任何事情也不能改變他那不屈不撓的責任感。直到臨終，他麵對著他的無數任務毫不畏縮……當死亡突然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經做了他一生應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諺語說的，他以身殉職，而且我們可以更確切地說，他就像那些跟我們的戰士一起在世界各地並肩戰鬥、把任務執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員殉身戰場一樣。他的死是值得欽佩的！他已經把他的國家從最大的危險和最沉重的苦難中挽救過來。勝利的確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經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裏，他曾經擴大和穩定了美國的生活和團結的基礎。在戰爭中，他把偉大的共和國的實力、威力和榮譽提高到曆史上任何國家所從未達到的高度。美國用左手來領導得勝的盟軍進入德國的心髒，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邊，勢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這整個期間，一直把船隻、軍火、補給品和各種食品大規模地援助給它的大小盟國。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這麼許多的精力用於人類自由和社會正義的事業，使之增添上一層光彩……從而將永久為世人所認識的話，那麼，這一切充其量也不過是世俗的權勢和威嚴罷了。他身後留下了一批堅決和能幹的人，來處理龐大的美國戰爭機器中無數互相關聯的各個部門。他留下一個繼承者，這個人以堅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來擔當任務，以期達到預定的目的。我們唯有這樣說，在富蘭克林·羅斯福身上，我們失去了曆來所未有的最偉大的美國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從新世界帶到舊世界來的最偉大的自由戰士。”
我開頭時情不自禁地想飛去參加葬禮，而且我已經關照準備好一架飛機。哈利法克斯伯爵來電報說，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紐斯對於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為感動，並對我認為去了將大有好處的看法，都熱烈讚成。後來杜魯門又請他轉告，他個人將如何重視盡可能早日和我見麵的機會，他認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話，吊喪期間進行訪問將是一個自然而方便的機會。杜魯門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禮完畢以後，我可以跟他作兩三天的會談。
十分繁忙的公務壓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最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我隻好順從了朋友的願望。
後來我回顧此事時，惋惜當初不曾采納新總統杜魯門的建議。我過去沒有見過他，我覺得有許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麵談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幾天談，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覺得奇怪的是，特別是在最後的幾個月裏羅斯福不曾使他的副總統和可能的繼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過程，也沒有叫他參與正在執行的決議。這顯得對於我們的事業有著極大的不利。親曆其境、躬預其事，同事過境遷之後靠閱讀卷宗文件去了解情況，兩者之間是無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時刻都能夠把我的全部領導工作接過去，盡管眼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極充沛。但是美國的副總統是從原來知道得很少和權力較小的地位，一躍而掌握最高的權力。杜魯門先生在這個戰爭的高潮時刻怎樣能夠了解和估量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呢？從後來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說明他是一個剛毅而無所畏懼的人，能夠采取最大的決策。但在最初的幾個月裏，他的地位是極其困難的，這使他不能充分發揮他的卓越的才能。
杜魯門總統與我們有關的第一個政治行動，就是著手處理僅僅48小時以前羅斯福逝世時的波蘭問題。他建議由我們兩人向斯大林發出一個聯合聲明。這一文件的內容，在新總統接任的時候，國務院當然很早作了準備。無論如何，在舉行就職典禮和前任喪葬儀式之中，他能夠這樣迅速地把這件事擔當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被美軍第10裝甲師俘虜的德國士兵（羅伯特·卡帕拍攝）
他承認斯大林的態度不太令他感到有希望，但覺得我們應該“再作一次嚐試”，因此他建議告訴斯大林，我們在莫斯科的大使們毫無疑問已經同意邀請華沙政府的三個領袖到莫斯科會商，並向他保證我們從來沒有否認他們將在組織新的波蘭統一臨時政府中擔當重要的職務。我們的大使們並沒有要求從波蘭國內外邀請不限人數波蘭人的那種權利。真正的問題在於華沙政府是否對於各個參加會商的候選人有否決權。在我們看來，《雅爾塔協定》並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權利。
“……波蘭人失蹤的事件現在需要把它記載下來，雖然這一記載似乎比一般的敘述要追溯得稍早一些。在1945年3月初，蘇聯政治警察邀請波蘭的地下工作者派一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商討依照《雅爾塔協定》的方針組織一個統一的波蘭政府。邀請時還附有一個對於個人安全的書麵保證，並且有過諒解，就是談判如果成功，可以讓這一方的當事人到倫敦去跟波蘭流亡政府洽談。
3月27日接替博爾-科馬羅夫斯基將軍指揮地下軍的利奧波德·奧庫利茨基將軍、其他兩個領袖和一個翻譯員在華沙市郊跟一個蘇聯代表會見。第二天有代表波蘭各主要黨派的11個領袖加入他們。此外，有一個波蘭領袖原已為蘇聯人所控製。沒有一個人從約定會見的地方回來。4月6日，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發表了一個聲明，敘述這一陰險的插曲的概況。波蘭地下工作者中最受人尊敬的代表們已經下落不明，雖然有蘇聯官員發給的正式通行證。議會裏有人提出詢問，此後又紛紛傳說在目前蘇軍占領區內有槍斃地方上波蘭領袖的事，特別是在波蘭東部謝德爾策有這種插曲。直到5月4日莫洛托夫才在舊金山承認說，這些人在蘇聯被拘留關押，蘇聯的一個官方通訊社於第二天宣稱他們因被控“在蘇軍後方搞牽製性破壞活動”一案正在等候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