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字條遞給斯大林，而他正在聽翻譯。稍等了一會工夫，他拿起藍鉛筆在紙上鉤了鉤表示同意，然後把字條遞回來。問題就這樣解決了，比寫下它們來還要快。
當然，我們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當時隻不過是對於戰時安排的處理而已，雙方都打算把其餘所有較大的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因此，我們希望在戰爭勝利之後能有一次和平會談的機會。
雙方都沉默了一段時間，而鉛筆劃過的紙條則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最後，我說：“我們用這種態度處理與千百萬人的命運生死攸關的問題，這看起來有些草率，不至於被人說成兒戲嗎？咱們把字條燒掉算了。”“不，你保存著。”斯大林回答道。我還提起了德國總問題，會上同意由兩國的外長以及哈裏曼先生繼續深入研究。
10月11日晚上，斯大林到英國大使館參加宴會。這是英國大使首次成功地做出這樣的安排。一切戒備都由警察擔任。我的一位客人維辛斯基先生在走過階梯時，看著站在那裏的蘇聯秘密警察說：“很明顯，蘇聯紅軍又取得了一個勝利，它們占領了英國大使館。”直到淩晨二三點，我們的討論都處於一種輕鬆的氛圍之中。我們甚至還討論了下一屆的英國大選，斯大林說他深信保守黨將在大選中獲勝。在政治舞台上，真是知己不易，知人更難。
10月13日傍晚5時，我們在名為斯皮裏多諾夫卡的蘇聯國家迎賓館開會，聽取米科瓦伊奇克及其同僚的闡述。談判是為下一步會議作準備的，英美兩國代表將與盧布林波蘭人會麵。我力勸米科瓦伊奇克考慮接受寇鬆線，事實上就是要他同意居民互換，並和盧布林波蘭委員會進行友好商討，以便成立一個統一的波蘭。
我說，一切都會改變，但要是能在戰爭結束之前實現統一，那就再好不過了，我要求波蘭人當天晚上仔細考慮，艾登先生和我將靜候他們的意見。對他們來說，與盧布林波蘭委員會進行接觸，接受寇鬆線作為初步的協議，以便於提交和平大會討論，這是最重要的。
當晚10時，我們還會見了所謂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我們一下就看穿了，盧布林波蘭人隻不過是蘇聯人手下的小卒。他們把自己的台詞練習得太認真了，以致他們的主子也覺得過分做作。就像領頭的貝魯特先生所說：“我們在這裏代表波蘭提出要求，利沃夫必須屬於蘇聯。這是波蘭人民的意誌。”在這些話被譯成英語和俄語的時候，我瞧了瞧斯大林，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一眨一眨，似乎在說“我們蘇聯教得不賴吧”。另一個盧布林頭頭奧索布卡-莫拉夫斯基則作了一通冗長的發言，同樣令人感到沉悶窒息。艾登先生對這些盧布林波蘭人的印象真是壞透了。
會議開了整整6個多小時，可效果卻並不明顯。
日子一天天過去，蘇波爭端卻沒有得到太多的改善。波蘭人準備承認寇鬆線“作為蘇聯與波蘭的分界線”。蘇聯則堅持使用“作為蘇聯與波蘭雙方國境線的基礎”等字眼。雙方各執己見，不肯讓步。米科瓦伊奇克宣稱他會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而斯大林在和我單獨進行的兩小時又一刻鍾的談話結束時說，在那些與他共事的人當中，隻有他和莫洛托夫讚成對米科瓦伊奇克“溫和”一點。我確信，他在這個語境裏潛藏著來自黨和軍隊兩方麵的強大壓力。
斯大林認為，如果國境線問題無法取得一致，就不好著手組織波蘭統一政府。倘若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他十分樂意讓米科瓦伊奇克來領導新政府。而我認為，在討論波蘭政府與盧布林波蘭人合並問題上，一定會碰到同樣棘手的困難，盧布林的代表給我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因此我對斯大林說，他們“隻是蘇聯意誌的表達而已”。他們毫無疑問地懷有統治波蘭的野心，因而充當了吉斯林一類的角色。既然如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這兩個波蘭代表團都回到原來的地方去。我深深感到，即便將寇鬆線強加於波蘭引起了責難，我和外交大臣還是有責任為解決蘇波爭端擬出一些提案。
在其他方麵，我們卻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消滅希特勒後攻擊日本，蘇聯政府的決心是顯而易見的。這對縮短整個戰爭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我確信，這對巴爾幹半島各國所作的安排來說，是再好不過了。這些安排再配合相應的軍事行動，必能夠成功拯救希臘。同時，鑒於鐵托的行為，以及蘇聯和保加利亞部隊支援其東翼的情況，我認為協同奉行對南斯拉夫50∶50的政策，是我們解決當前遇到困難的最好辦法。
毋庸置疑，我們兩國在狹小的範圍內進行了沒有拘束、自由自在和誠心誠意的交談，這是前所未有的。斯大林幾次表示了個人的敬意，我覺得這些的確都是真誠的。可是我更加確信的是，決非他一個人說了算，就像回國時我對同僚們所說的，“騎馬者的後麵，總有個陰沉而憂慮的人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