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稱讚有關方麵所作的在我飛抵德黑蘭以後的種種接待安排。英國公使乘車來迎接我，我們從機場一同駛往公使館。當我們接近德黑蘭城區時，在長達至少3英裏的路程中，沿途每隔50碼，就有一名波斯騎兵站崗。這是明確地向歹徒宣布，某個重要人物即將到達，而且將經過哪條路線。騎馬的衛兵是在指示路線，卻不能提供任何保衛措施……然而，沿途卻沒有發生什麼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們也都向我報以微笑。最後，我們到達了英國公使館，使館周圍有英印部隊的嚴密警戒線。
英國公使館及其花園，幾乎就同蘇聯大使館毗連……不久，兩國的軍隊會合起來，於是，我們這裏便成了一個隔離的地區，並且采取了戰時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國公使館由美國的軍隊守衛，和我們相距約一英裏多遠。這就是說，在會議期間，羅斯福總統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須來往穿過狹窄的德黑蘭街道兩三次。這時，在我們之前24小時已經到達這裏的莫洛托夫，提供了這樣一個情況，說蘇聯的秘密情報人員發現了一個有人陰謀殺害“三巨頭”（當時人們這樣稱呼我們）中一兩個人物的陰謀。因此，他對於我們中間的一兩個人不斷地來往通過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說：“如果發生了任何這類的事件，那就會造成極其不幸的影響。”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莫洛托夫邀請羅斯福總統立即遷進蘇聯大使館，該館比英美兩國使館大兩三倍，場地廣闊，現在周圍有蘇聯的軍隊和警察。我對莫洛托夫的邀請給予熱烈的支持。我們說服羅斯福先生接受這個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帶著全體僚屬，包括他的遊艇上的幾名出色的菲律賓廚師，一同搬進蘇聯大使館。
那裏已為他準備了寬敞、舒適的住所。這樣，我們都住在一個圈子裏，可以討論世界大戰的問題而不會受到任何打擾。我很舒適地住在英國公使館裏，隻要步行二百碼，就可以到達富麗堂皇的蘇聯大使館，這裏暫時稱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體還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厲害，以致一度不能說話，但是，莫蘭勳爵用藥水噴進我的嗓子，並且不斷地醫治，終於使我能夠說出不得不說的話——不得不說的話可不少呢。
關於我在這次會議上所采取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英國三軍參謀長的充分同意），有著許多錯誤的說法。在美國，有一種傳說，說我曾極力阻撓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展開攻勢的“霸王”作戰計劃，同時又說我妄圖引誘盟國對巴爾幹半島進行某種大規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東部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戰役，這樣實際上等於砍掉“霸王”作戰計劃。這些荒謬的說法，多半已經在以上的各章中進行了揭露和駁斥，但是，在這裏說明一下我實際上在追求什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什麼，也許還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細準備中的“霸王”作戰計劃，將於1944年5-6月，最遲在7月初發動。參加這個戰役的部隊和輸送這些部隊的船舶仍然享有最優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戰的軍隊必須給予補充與給養，以便它們能夠占領羅馬，並進而占領這個都城北麵的飛機場，從這些機場可以空襲德國的南部。在獲得這些進展後，在意大利戰場，就不越過比薩—裏米尼線——也就是說，我們不準備把我們的戰線擴大到意大利半島更寬廣的地帶。如果敵人對這些戰役進行抵抗，那就會吸引和牽製很大數量的德國軍隊，會給意大利軍隊以“立功贖罪”的機會，而且可以使戰火在敵人的前線不斷地燃燒。
這時，我並不反對在法國南部裏維埃拉一帶進行登陸，以馬賽和土倫為目標，然後英美軍隊沿羅納河穀向北推進，以策應渡過英吉利海峽的主攻。但是我卻寧願采取另一種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亞半島和盧布爾雅那山峽，從意大利北部展開右翼進攻，指向維也納。
1943年，美國在西西裏特洛伊那（羅伯特·卡帕拍攝）
當羅斯福總統提出這一方案時，我很高興，並像下麵所說的那樣，我企圖使他著手進行這個計劃。如果德國軍隊進行抵抗，我們就可以將他們的許多師團從蘇聯或英吉利海峽前線吸引過來。如果我們沒有遭到他們的抵抗，我們就可以用極小的代價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區。我知道我們一定會遭到抵抗，這樣，就會給“霸王”作戰計劃以決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個要求是，隻要不影響能夠用於橫渡海峽進攻的實力，我們就不應該忽視地中海東部戰場及其可能帶來的一切重大收獲。在所有這些問題方麵，我堅持自己在兩個月前向艾森豪威爾將軍提出的比例——即把我們的兵力的4/5用於意大利，1/10用於科西嘉和亞得裏亞海，另外1/10用於地中海東部。我一直沒有改變這種主張——一年以來，我沒有退讓過一步。
英國、蘇聯、美國三方一致同意前麵兩個戰役，這就需要使用我們現有實力的9/10。而我必須極力要求的，隻是在地中海東部有效地利用我們1/10的實力。隻有傻子才會這樣爭辯說：“把兵力全部集中用於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而放棄隻應看作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機會，這豈不是好得多麼？”但是，這種說法忽視了一些主導一切的事實。西半球現有的一切船舶，為了準備“霸王”戰役和維持我們的意大利前線，連最後一個噸位也都安排了任務。即使還能發掘更多的船舶，也無法利用，因為登陸計劃已把有關的港口和營地最大限度地填滿了。至於地中海東部戰場，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於其他地區的人力物力。為了保衛埃及而集結的空軍，如果在更向前推進的前哨地帶起飛，也一樣能夠有效地或更有效地執行任務。所有的軍隊（外地還有兩三個師）都已經到達這個戰場，除當地的船隻外，也沒有其他船隻可以把他們運往較大的戰場。如果積極地、大力地利用這些部隊，那就會給敵人以嚴重的損傷，否則他們就隻會是個瞧熱鬧的人。
1943年，聽到爆炸聲的意大利人（羅伯特·卡帕拍攝）
如果我們攻下了羅得島，我們的空軍就可以控製愛琴海，同時我們也能從海路與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聯係。再一個辦法是，如果能說服土耳其參戰，或者盡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們為它修建的機場借給我們使用，我們也同樣能夠控製愛琴海；那樣也就沒有必要去奪取羅得島了。兩個方案都是切實可行的。
當然，我們所爭取的目標是土耳其。如果我們能夠得到土耳其，我們不需要從主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中調用一兵一卒、一艘艦隻或一架飛機，就可以用潛艇和輕型海軍部隊來控製黑海，大力援助蘇聯，並且通過一條比北冰洋或波斯灣航路所需的代價更小、航程更短、運輸更加頻繁的航線，將物資運給蘇聯的軍隊。
這是我每次向羅斯福總統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個主題，而且毫不躊躇地、毫不後悔地反複說明我的理由。我本來能夠說服斯大林，但是羅斯福總統由於受到他的軍事顧問的偏見的嚴重影響，在這場爭論中搖擺不定，結果把這些次要的但頗有希望的機會，全部束之高閣了。我們的美國朋友們對於他們頑固的態度還自得其樂，他們認為，“我們總算沒讓丘吉爾把我們牽扯到巴爾幹半島去。”其實我心中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的想法。
我認為，我們沒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麵無法使用的部隊，把土耳其拉入戰爭，並控製愛琴海，是在軍事方針上犯了一個錯誤。對於這個錯誤，不是用沒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樣獲得了勝利所辯解得了的。
羅斯福總統遷入蘇聯大使館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訪他，雙方進行了友好的談話。根據霍普金斯的傳記，羅斯福總統告訴斯大林，他已同蔣介石講定要在緬甸積極展開軍事活動。斯大林對於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評價很低。羅斯福總統“提到了他喜歡談論的題目之一，教育遠東殖民地的人民，要他們學習自治的藝術”。
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爾提起印度的問題。斯大林也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容易傷感情的問題。羅斯福說，印度的改革，應該從底層開始。斯大林回答說，從底層開始的改革，就意味著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待在床上，一麵治療我的感冒，一麵處理從倫敦發來的許多電報。
第一次全體會議於11月28日（周日）下午4時，在蘇聯大使館舉行。我們事先協商，由羅斯福總統主持第一次會議，羅斯福也同意這樣做。會議開始，他首先致詞，講話非常得體。根據我們的記錄，他說：蘇聯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第一次作為同一個家庭的成員相聚一堂，我們所抱的唯一目標是贏得戰爭的勝利。事前並未為這次會議擬定任何固定的議程，任何人都可以毫無拘束地討論他想討論的任何問題，同時也可以不討論他不願討論的問題。在友好的基礎上，每人都可以暢所欲言，但內容卻一概不予發表。
我在開場白中，也強調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我說，這次會議也許像征著人類有史以來整個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會。縮短戰爭，也許已掌握在我們手中；穩操勝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們手中；人類的幸福及命運，無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
斯大林說，他很重視我們提到三大國的友誼。三大國確實獲得了一個重大的機會，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
羅斯福總統接著便開始了這次討論，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簡單地敘述了戰爭的形勢。他先談到對美國有特殊重大意義的太平洋戰場，因為駐在那裏的美國部隊，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中國的配合下擔負著主要責任。美國把它大部分的海軍和100萬士兵的絕大部分，都集結在太平洋戰場。這個戰場範圍廣闊，一艘供應船隻，每年隻能往返三次，從這一事實，就可以看出這點。美國采用的是一個消耗敵人實力的政策，到目前為止，這個政策是成功的。毫無疑問，日本的船隻，不論是軍艦或商船，都大量地被擊沉，以致新建的船隻來不及補充。
羅斯福先生接著說明了重新收複緬甸北部的計劃。英美軍隊將同中國軍隊合作，由海軍上將路易斯·蒙巴頓勳爵指揮。他談到我們也討論了從曼穀對日本的交通線進行兩棲作戰的計劃。雖然我們已經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為完成我們主要目標所必需的部隊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所需兵力仍很可觀。這些計劃的目的在於使中國能繼續積極參加戰爭，打通滇緬公路，同時建立陣地，以便我們在德國崩潰以後，能夠從這些陣地出發，以最快的速度打敗日本。我們希望能在中國獲得基地，以便明年襲擊東京。
德黑蘭會議中的三巨頭（佚名拍攝）
羅斯福總統然後談到歐洲的形勢。英美兩國曾舉行過多次的會議，也製定了很多的計劃。一年半以前，就曾決定橫渡英吉利海峽進行遠征，但由於運輸和其他困難，還不可能決定進行戰役的確定日期。必須在英國集結足夠的兵力，不僅用於實際登陸，而且也要用於向內地推進。英吉利海峽是非常討厭的一部分水域，要在1944年5月1日以前發動遠征是不可能的。1944年5月1日是在魁北克會議上確定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