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準備根據條約履行義務，將同法國一起盡己所能地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國國防部準備立即參加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代表舉行的會議，商討采取適時的措施……
兩天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向我國政府提出以下正式詢問：如果法國恪守其條約義務，給予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蘇聯政府是否願意根據蘇捷條約給予捷克斯洛伐克同樣的援助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國政府給予肯定答複。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不附帶條件的公開聲明，竟對張伯倫所進行的談判和法國處理此次危機的舉動沒有絲毫影響。我聽說從地理上，蘇軍不可能把部隊開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即使發生戰爭，蘇聯的援助也隻限於小規模的空軍支持。而且，這需要征得羅馬尼亞同意，還要取得匈牙利同意，才能讓蘇軍通過它們的領土。麥斯基先生表示，至少對羅馬尼亞來說，如果在國際聯盟支持下的一個大同盟對它施加壓力和提出保證，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從蘇聯經過喀爾巴阡山脈到捷克斯洛伐克有兩條鐵路：北麵由切諾維茲經過布科維納，南麵由德布勒森經過匈牙利。利用這兩條與布加勒斯特和布達佩斯有一定距離的鐵路，蘇聯就可以轉運30個師的兵力到捷克斯洛伐克去。這些可能性就是維護和平的力量，將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礙，而且一旦發生戰爭，幾乎可以肯定會導致更大的後果。
有人竭力說蘇聯口是心非、毫無信義，因此蘇聯的建議沒有得到重視，蘇聯不但沒有被放在對付希特勒的天平上，還受到冷漠的（不必說是蔑視的）對待，這在斯大林的心裏留下了一個陰影。事態的發展，就像蘇聯這個國家並不存在世界上一樣。因為這一點，我們後來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從英法的聯合建議被迫解散，另成立了一個由賽洛維將軍領導的無黨派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賽洛維是駐西伯利亞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司令。9月22日，貝奈斯總統對全國廣播，嚴肅地呼籲人民保持平靜。當貝奈斯準備廣播時，張伯倫已飛往德國，和希特勒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是在萊茵蘭的一個城市戈德斯貝格舉行的。英國首相帶著已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議的細節，作為同“元首”進行最後討論的根據。兩人在戈德斯貝格的旅館中會晤，這個旅館是四年前希特勒為了肅清羅姆而匆匆離開的那一家旅館。會談一開始，張伯倫就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種完全意外的形勢”。他後來曾在下院描述當時的情況。
在貝希特斯加登時，我聽說如果接受民族自決原則，希特勒先生就會同我討論實施的方法和步驟。他後來告訴我，他根本沒有想到我竟然又來表明已接受這一原則。我不希望下院以為他有意欺騙我——我自己一點也不那麼想，但對我來說，我本以為當我回到戈德斯貝格時，隻要安靜地同他討論我帶去的那些建議，事情就可以順利解決。令我大為震驚的是，會談一開始他就表明無法接受這些建議，而應以另一套我根本沒想到的建議替代。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間來考慮我該怎麼辦，所以我就退場了。對於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滿著不祥的預感。但在退場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的保證，即在談判沒有得到結果之前不調動軍隊。在我這方麵，我則答應請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的舉動。
就這樣，討論停下來了，直到第二天才繼續進行。9月23日的一整個早上，張伯倫都在旅館的陽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後給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說他準備把德國的新建議轉交給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嚴重的困難。希特勒在當天下午的答複中毫無讓步之意，張伯倫要求在當晚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附有地圖的備忘錄。這時捷克斯洛伐克已開始動員，英法兩國政府正式通知自己駐布拉格的代表，說以前曾負責勸說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動員，現在不能再負這個責任了。當天晚上10時30分，張伯倫再度與希特勒會晤，至於會談的情況，最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同德國總理的最後一次會談中，他把備忘錄和地圖交給我。會談從當夜10時30分開始，直到次日清晨兩三點鍾，在場的有德國外交部長，還有亨德森爵士和威爾遜爵士。
我第一次在備忘錄上發現有時間上的限期。因此，我說得很坦率。我極力強調，如果堅持這些條件就可能會產生危險，一旦發生戰爭，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
我說，這個文件的用語和所持的態度，與其說是備忘錄，倒不如說是最後通牒，這將使中立國的輿論大為震動。我嚴厲譴責德國總理對我爭取和平的努力毫無響應。
需要附帶說明的是，希特勒懇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貝希特斯加登說過的話：這一次是他在歐洲最後一次的領土野心，他並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種族也包括在德國之內。他還極其懇切地說，希望能與英國友好相處，如果蘇台德問題和平解決，他極願意重啟談判。當然他還說：“此外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殖民地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會引起戰爭。”
9月24日下午，張伯倫返回倫敦。第二天，內閣召開了三次會議。這時在倫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強硬的輿論。結果決定拒絕在戈德斯貝格提出的條件，並把這個決定轉告德國政府。法國內閣同意這個決定，並立即實行部分動員，其效率出乎意料的高。9月25日晚上，法國總理和部長又來到倫敦，勉強接受了對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義務。第二天下午，威爾遜爵士奉命攜首相親筆信去柏林見希特勒，那時正是在希特勒準備在體育館演說的前三個小時。威爾遜爵士得到的唯一答複，就是希特勒表示不願意放棄戈德斯貝格最後通牒所定的期限，即周六（10月1日），除非他在周三（9月28日）下午2時以前接到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則他將在這一天向這個地區進軍。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發表演說。當他提到英國和法國時，用語溫和親切，但對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則進行了粗暴而無情的攻擊。他非常肯定地說，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須在9月26日以前離開蘇台德區，還說在這個問題獲得解決之後，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發生什麼事情他都不再感興趣了，“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
局勢日益惡化，我同政府的接觸變得更為頻繁。9月10日，我到唐寧街官邸拜訪張伯倫首相，作了一次長談。9月26日我又去了，或者首相邀請我去，或者很願意接見我。這是關鍵的一天，下午3時30分，他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內閣會議室裏接見我，我敦促他們執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勳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國、法國和蘇聯發表一個共同聲明，表明一致反對希特勒侵略的決心。我們詳細討論了一個公報，看來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了。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見相同，我當然就以為首相也完全同意了。當時有一個外交部級官員在場，就由他擬了稿。當我們分手時，我極為滿意，如釋重負。
當晚8時左右，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即雷金納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個公報，內容大要如下：
德國如果不顧英國首相的努力，仍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進攻，其直接結果必定是法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英國和蘇聯必將支持法國。
公報由哈利法克斯勳爵批準後立即發表了。
法國右派報紙對這個公報表示懷疑和蔑視。《晨報》說這是“巧妙的謊言”。博內先生則忙著表示他的行動是多麼進步。他對幾個議員說自己不能證實英國公報，好讓這些議員認為這並非他所希望的英國保證。當然，這種印象很容易就被傳達了。
那天晚上，我和庫珀先生在海軍部吃晚飯。庫珀先生告訴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動員英國艦隊。這使我回想起25年前我自己的經驗，那時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
衝突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雙方的軍隊已列陣對峙。捷克斯洛伐克有150萬人在歐洲最堅強的防線後麵武裝待命，由具有高度組織和效率的工業機械武裝起來。法國軍隊已部分動員，法國內閣雖然有點勉強，但仍準備履行對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擔的義務。在9月27日午夜之前，英國海軍部向英國艦隊發出了電報，命令艦隊在次日動員。這個消息同時分發給英國各報紙（在下午11時38分）。9月28日上午11時20分，海軍部正式發出英國艦隊動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