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訓是吃不上飯。列寧轉得快，提出“新經濟政策”。農村方麵，就是還要承認農民私產的一席之地。至於將來怎麼辦？列寧臨去世前口授過一篇《論合作製》，大意是將來也不能剝奪農民這樣的小私產者，隻能引導他們走合作之路。這裏的合作製，其實是農民私產基礎上的一份自願合約—土地、耕畜、農具之類按約入社，計價論權，共同使用，收益分紅。入社社員的身份邊界是明確的，這一點與入股股民相似，隻有拿了財產“入”公司的，才有股民資格和相應權益。誰也不能當沒入過股的股民，更不能說誰家添丁增人，就可以把其他股民的股權稀釋一把的。
列寧去世不久，新經濟政策連同合作社一起壽終正寢。斯大林要另搞一套。農村方麵，他的綱領是“全盤集體化”，主要政策是把已全部國有化的土地永久地交給集體農莊（最早叫“勞動組合”）使用；國家憑工業壟斷的優勢在農村遍設國有拖拉機站，以機耕服務交換集體農民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此種交換絕不等價，服從著名的“剪刀差”準則（國家工業品定價高，農產品定價低）；農民的耕畜、農具全部歸集體，集體劃出部分資源歸農戶“自留”，其餘則靠集體勞動、領取集體分配的報酬。
斯大林不但要消滅農村私有製，而且“要從肉體上消滅富農”，以及其他反對全盤集體化的農民。結果是農村生產力的大破壞，然後就是天怒人怨的大饑荒。政策也被迫做出過局部調整，無非是堅持集體化的前提下，略為增加農民的自留經濟。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蘇聯糧食產量始終沒有超過沙皇時代。
不過後來批判斯大林的，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繼續神化這位蘇聯領導人。我的看法，斯大林再厲害，實際上也做不到僅憑一己之見，就把蘇聯偌大的農村全盤推入集體化。領袖意誌、意識形態和國家強力固然有超強的影響力，但涉及底層老百姓的經濟組織方式，卻不能完全指望斯大林個人的能耐。
長期來看，千百萬人來自傳統的習俗，對任何經濟組織與製度的形成，起著非常基礎的作用。就我的閱讀所知，蘇聯農村集體經濟與俄國的曆史傳統息息相關。這個傳統，就是俄國的“村社”。我們或許可以說，至少斯大林是借助了俄國的村社傳統，才做到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全盤集體化。“俄國村社”說來話長。不過長話也可以短說，這套起自沙俄的農奴組織，基本支撐條件是俄國特有的地廣人稀。那裏遼闊的俄國土地統歸沙皇，但皇家也管不過來，於是永久地把土地交給村社使用，村社則行份地製—每個村社的成員都有權領取一份土地耕作，對應的義務則是繳納賦稅。村社土地“定期重分”，以適應成員家庭人口變動的要求—增人增地、減人減地，滿足村社成員平均利用土地的訴求。既然村社如此慷慨，俄國農民哪裏舍得獨立在外？這裏不是獨立農民基於土地私產的自由契約，而是對村社和沙皇一體化的人身依附。有一首沙俄民歌這樣唱，“哪裏有村社的手，哪裏就是我的頭”！
事實上，即使在1905~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後，俄國也隻有小部分農民完全擺脫了農奴狀態，成為西歐意義上的小農。這樣看，列寧的合作製雖然校正了戰時共產主義的偏頗，但也難接俄國傳統的地氣。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卻容易接軌傳統：國家把國有化土地交集體農莊使用，以換取工業化所需的糧食，以及國家資本積累。蘇聯農民也依附於集體—例如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根本沒有公民自由遷徙權這一說，蘇聯農民進城要查驗身份護照，這些我們在《老大哥的壞榜樣》一文裏已經介紹過了。
從村社到全盤集體化，對蘇俄的農業、國民經濟乃至國家體製究竟有什麼影響，感興趣的讀者怕要請教行家。這裏要講的是，無論“村社—集體製”對蘇聯的作用如何，中國卻斷然沒有村社的傳統。我們的傳統，向來以農民家庭私產為基礎，家內有點小鍋飯，家庭之間權利邊界分明。這是中華農耕文明早就發達的一個基礎。農業早發達，人丁興旺，可養育的人口總規模也大，反過來以不斷增長的人口無限細分耕地，這麼一條發展道路就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