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菁他們最早提出的試驗方案，還是沿用“大穩定、小調整”的思路。隻是討論到“多長時間調整一次土地”時，農民中的正反方才發生了激烈的辯論。“人非草木，都要吃飯”，這是堅持調地派的主要論據。不讚成調地的，聲音開始很弱，卻講得比較在理，因為1984年在當地已發生過調地實踐，也讓農民們看到了現實的代價：（1）由於戶均土地少，即使少數戶要調地，也一定牽動大多數；（2）調地不鼓勵養地；（3）田坎增加，可耕麵積繼續減少；（4）誰家人口少了就吃虧，不利計劃生育；（5）調地的執行難度大，幹部勞神，群眾鬧意見。
辯來辯去，產生了“承包期內，增減人口不再調整土地”的新主張。試驗區以此征求意見，結果64.7％的農民讚成。再加上幾點配套，如允許家庭之間的土地轉包、轉讓、租賃、互換、入股聯營；鼓勵人多地少戶開發非耕地資源和發展家庭工副業，以及安排社隊企業的就業機會等。這樣，讚成的老鄉就多了。當地判斷，可以作為改革試驗的立項申請，送到貴州省委討論，“延長承包20年，其間增減人口不再調地”的試驗方案一舉通過。
再自上而下評審湄潭方案，當然是各取各的視角。我們去調研的第一個問題，是“真有多少農戶讚成試驗？”複核結果，多數農戶同意不假。但我們還是顧慮，“此多數並不可靠”—因為樣本鄉的農戶家庭，將要添丁的戶占少數，不再添丁的戶占多數。何況，土地承包是產權問題，並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準則解決問題。“難道哪天多數不讚成了，你們還要再次重分土地不成？”
李菁他們倒也同意產權歸產權、投票歸投票。“多數讚成隻表明具備試驗的條件”，但新的改革舉措是不是站得住腳，關鍵還要看是否行得通。於是我們一起討論，那些人丁增加、土地不變的農戶，究竟怎樣才能找到出路？反正人要吃飯的壓力，要麼壓在耕地上，要麼壓到非耕地的其他活路上。兩頭都不著調，壓力隻好政治化—找幹部、找政府。
所以關鍵還不是當下有多少農戶讚成改革，而是經曆了時間的磨礪之後，增人不增地的農戶能不能找到現實的經濟出路。給定湄潭這麼個傳統農區，缺礦少工又遠離大城市，尚在增加的農村人口勞力，到底有沒有一條在耕地以外創造收入的現實途徑？找不到的話，老祖宗可是有話在先，管他耕地細分、再細分，畢竟不患寡、患不均啊。
其實，邏輯也可以反過來。先在耕地上劃下一道不可再細分的警戒線，人們或可被逼著向非耕地資源找出路。本地資源不夠？那就向外地、向遠方找。橫豎一雞死、一雞鳴，經濟結構之變，缺了背水一戰的動力，是永遠搞不起來的。
這也是湄潭的方案最終有說服力的地方。既然多數農戶讚成試驗，那就劃下一道增減人口不動地的界線，再向著耕地以外的機會找尋出口。我們也幫著一起找，發現路還是有的。原來湄潭這個地方，耕地不足68萬畝，但宜林荒山倒有85萬畝，還有74萬畝牧地的利用率僅達16.5％。我們在聯合鄉核桃村看到，當地荒山宜茶也宜果，每畝投200~400元，三年多就回收，還增加了可觀的就業。“一路行三載變成有錢人，跟著做四年達到萬元戶”—那是1988年貼在這個村子裏的對聯。把新增勞力逼出耕地以外，不見得一定就是死路和窮路，搞得好，也可以是活路和富路。
最後的結果，試下去才知道。1994年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書，有位朋友回國做論文，我建議去看看湄潭的試驗怎麼樣了。朋友帶回消息，說“增人不增地”一直在堅持，並捎來李菁的一篇報告。翻開來讀，李菁就像麵對麵說話一樣對你細說：到1993年10月，全縣開發荒山15.5萬畝，帶動就業2.4萬人；多種經營的專業戶1.5萬家，占總農戶16.8％，比1987年增加了11.5個百分點。此外，1.1萬勞力在本地鄉鎮企業工作，1.2萬人外出沿海地區打工，還有4500人進入本縣第三產業。那位朋友自己收集了人口數據，說湄潭的自然人口生育率下降顯著，比全省和全國的都低。不容易相信，但後來看到劉守英和邵夏珍每10年做一次的入戶調查，湄潭的人口壓力真的由高轉低、由正轉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