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農村調查研究的，為什麼要扯上國民經濟？原來1984年出現了全國範圍的“農產品賣難”—農民增產的糧食、棉花，交售時遇到國家倉儲不足的嚴重困難，到處排隊，引發農民抱怨。直接緣由，當然是包產到戶惹的“禍”，因為激勵機製的變革，農民多種多得，生產積極性與大鍋飯時代不可同日而語。1979~1984年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近9％，其中種植業年均增長6.61％，糧食年均增長340億斤，棉花1300萬擔，都是多少年沒有過的。
似乎不難明白，是農業生產的超常規增長，才顯出國家收購農產品的“胃口”不夠大，所以引發賣糧難、賣棉難。可是一路跟蹤農村的改革與發展，農發組對形勢的研判多看了一個層麵，即農產品的需求遇到了一個結構性障礙。簡單講，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中國，一旦農民放開手腳積極增產糧棉兩億，城裏人根本不可能消費得了。因此，問題不單單是國家糧倉的尺寸不足，而且是給定城鄉隔絕的現狀，我國農產品的市場需求相對不足，背後的原因是城鄉比例失調，城市經濟的容量嚴重不足。
麻煩來了。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的超常增長，曾經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當時分解，1979~1984年我國社會總產值年均9％的增長，大頭來自農民新增消費與新增投資（主要是農村住宅）的貢獻（約占62％）。如果市場需求把初級農產品一馬當先的增長拉下來，國民經濟繼續增長的引擎何在？新的機會與挑戰究竟是什麼？
這就是當時“老八隊”一起討論國民經濟的背景。實在懷念那時研究問題的氛圍。都是多年下鄉又進城讀了大學的年輕人，個個具有鮮明個性，卻又被卷入同一座思考現實中國實際問題的“熔爐”（鄧英淘語）。爭論起問題來，誰也不買誰的賬，可就是不傷和氣。大家麵對真問題，感興趣的隻是現象與現象背後的道理。杜老的領導方式是百無禁忌，放手讓小子們觀察、思考、提問、分析與建言，從來沒有命題作文這回事。也沒有誰會爭職稱和發表的署名，更不講官話與套話。一晃27年過去，當年圍坐一圈的八個老友，先後去世了三位，實在叫人感慨萬千！
那記在黑板上的“工超前、城滯後”，寫進研究報告的文字如下：“迄今我國仍有80％的人口滯留農業與農村，說明我國以往的高速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條件下進行的。工業化在城市高速推進，而眾多的農村人口則同小部分國民收入組合在一起，保持著一種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工業淨產值的高比例同農業‘就業’的高比例，十分罕見地長期並存。”這是對經濟結構的特征描述。未來可能是個什麼樣子？“1979~1984年國民經濟增長格局的終結，同時就是根本改變原有城鄉經濟關係的開始。”還有戰略與政策建議：“在新成長階段，很難僅僅以小集鎮（農民離土不離鄉）戰略來解決城市化問題。我國的結構變革絕不可能在目前城鄉分隔的基礎上完成。”“打破城鄉隔絕既需要從改革由‘城市人口’組成的城市體製來推進，也需要興建、擴建一批主要由‘農村人口’組成的新城市。”
這篇研究報告，後來署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為題，全文刊登在《經濟研究》上。我們可沒有想過公開發表，更沒有想過能在全國經濟學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最出乎意料的是，這篇兩萬字的長文不是投稿，而是時任執行主編的唐宗焜先生看到了我們的草稿，主動要責任編輯喬桐封聯係作者們並給以精心的編輯—好年代遇到的好人實在是很多。
我自己參加此項研究的收獲，是從此關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聯。前提的前提，是認識到“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後來隔幾年我就看看城市化率的變動，也看看工業化率的變動，並把兩率之間的數值描出一條曲線來看趨勢。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重工輕城的扭曲狀態不斷得到改善，盡管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到2010年的最高值（1.09）仍然還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低於其他金磚國的水平，並遠遠低於發達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