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早有學者指出，中國山多地少、各地差異極大的生態經濟環境，並不注定這個偉大的文明非要以農立國不可（例如《漢代農業》，許倬雲，1980）。事實上，商業文明早就在中國萌芽。從本文關注的角度看，商業活動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在空間上聚集的要求。我們不妨從集市開始—那可是最初級的市場—買家和賣家總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湊熱鬧，才便於交易的達成。
問題是，僅僅為農業服務的集市，受製於交通條件，覆蓋的人口範圍不可能過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關於這一點，人類學家施堅雅（G.W.Skinner）做過出色的研究。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過田野調查的美國教授，發現傳統的鄉土中國是由市場—而不是由村莊—組織起來的。在龐大的市場網絡的最基層，往往是一個集市帶動著周圍15~20個村莊。
從集市向上發展，就會到達層級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場。原來，交易活動也分層，並像產業活動一樣會逐步升級！現在不難明白，這隻不過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徑的延伸以及交易複雜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資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參與其中，當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備的保護。於是，高端中心市場多半設在有城郭拱衛之處，依城建市，城市應運而生。
當然，城還有其獨立的來曆。對版圖遼闊的中央帝國而言，龐大的軍事行政網絡必定有空間上的表現。至少秦漢以降，“百代都行郡縣製”—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關設防、征收賦稅、實施政令，當然要選地理網絡的中心節點充當各級衙門的所在地，否則無從應付大一統帝國極其昂貴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業服務供需兩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當數曆代京師之地，像鹹陽、長安、杭州、北京，每一個都是最繁華大都會的一時之選。
這樣，以市依城也罷，以城立市也罷，殊途並進，一起成就了中國層級製的城市體係。這裏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可以把握嗎？我以為還是施堅雅的概述最為精煉：“從一個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級中心地時，居民的戶數就會增加，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則下降。”（《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第10頁）到了非農業人口聚集這樣一個抽象層麵，中國的城市與法國年鑒學派刻畫下的歐洲市場與城鎮體係，看起來也就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體係作為複雜商業的空間構造，說精巧極精巧，說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戰亂對城市的摧殘，總是甚於對鄉村的破壞。很不幸，中國曆史上外患內亂頻仍，戰爭動亂的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殺戮之殘酷，曆史上的歐洲怕是沒得好比的。曆史似乎不講對稱，生產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壞力以城市為目標卻很自然。僅就此點而論，中國的城市文明即使達到過西方不曾有過的高度（想想馬可·波羅由衷的讚歎），也一定屢遭毀滅性的破壞。令人不堪回首的曆史記憶，甚至凝結為民間智慧，例如在劉心武的筆下就出現過以下字樣：“小亂進城，大亂下鄉。”是啊，一次次的大亂總是先毀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裏難保，還不如上山下鄉吧。
和平時期城市發展的最大敵人，則是中央政權持久的抑商政策傾向。過去我總是讀不明白，為什麼曆代中國皇權會一以貫之地敵視商業？有解釋說，那是商業利潤太高，難免令執政者擔心農業生產的根基被瓦解。這是說，擔心“無商不富”動搖了“無農不穩”。可是經濟邏輯並不支持以上道理—商業暴富是因為商業活動的供不應求，唯有興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潤，而抑商反倒會永遠維係商業暴利。曆代那麼些個聖賢與明君，為什麼連這麼個簡單道理都不懂？
後來看了20世紀40年代末吳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領悟到中央皇權真正擔心的是富商與之爭奪官僚的忠誠。農業大國的財政基礎薄弱，“高薪養廉”很好說，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養廉，官僚們公權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錢買走他們的忠誠，即便“貴為天子”，還有什麼意思嗎？這樣看，“抑商”所固的遠不隻是“農本”，而是大一統天下國家的政治國本。
代價就是城市抑製。因為講到底，抑商即抑城。個中道理也簡單：商業活動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開，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即人均收入顯著增加），反過來經濟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發動機就安裝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進來一杠子，非要把商業利潤人為地壓下去，那麼商業活動的人口聚集就帶不來人均收入更高的結果。失去經濟聚集的刺激，甚至經商還不如務農，人口的城市聚集怎麼可能會有強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