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當然也有交易。即便在自然經濟和計劃時代，至少“皇糧”還是要交的。那其實是一道實物形態的土地稅。至於納稅算不算人民與國家之間的交易，學術上有不同的看法。過去的廣義契約論，把政府承擔國防、治安、秩序等職責，看成是國家抽取老百姓納稅的對價。或有道理，但此交易帶有單方麵的強製性，也不容置疑。凡帶強製性的抽稅，多少會引發躲稅、避稅以及逃稅傾向——因國家體製有效性而有所不同。
這樣看，測量的統一與國家征稅脫不得幹係。說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便利了全國市場的流通，即便真有這回事，那也是一項製度的副產品。正品是什麼？我以為統一度量衡首先是便利了朝廷抽取皇糧國稅。
有意思的是，度、量、衡分別是對長度、容積和重量的測度，卻不包括量土地的麵積。始皇帝沒有統一量地，以後曆朝曆代也沒有完全做到。如古籍裏有“一夫耕百畝”的記載，今人讀來千萬別以為春秋戰國時1個勞力可耕100畝地——那也是一種古畝，不過比較小，約等於當今市畝的30％。“一夫耕百畝”雲雲，不過是近代北方農民的理想：“30畝地1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早就統一度量衡，但土地麵積的測度卻一直不統一，這說明國家抽稅也講究成本收益。度、量、衡都是管量度產品的，反正農民有了產出，無論種出的糧食還是織出的絹布，你想賣錢，國家就抽個頭。產品稅、流轉稅為主的稅收體係，其實就是這麼來的。經濟學家當然會說資源稅更有效，因為不打擊生產和交換的意圖。但是，資源稅的困難是要統一度量資源。
中國的曆史上也搞過土地稅和人頭稅，前提當然是國家要量得準土地、數得清人頭。不過很遺憾，我們這麼個泱泱大國，量地和數人的工作卻總也做不到位。以土地計稅，時間長了逃稅傾向就演變為土地麵積減少——原因當然是各式各樣的。等到可計稅的土地麵積少到太不像話的程度，朝廷因稅基銳減而混不下去的當口，就要變法了，譬如改人頭稅。同樣的邏輯平移，假以時日，結果是人頭又數不出個準數來了。看來規律是：國家抽土地稅，土地的數目字就偏少報；抽人頭稅，人口數偏少報。不抽稅呢？輪到土地，土地的數目字會變多，輪到人口，人口數又可能變多。
難怪黃仁宇把“可以在數目字上實行管理”，列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位對明代財政下過功夫、本人又曾當過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曆史學家，對中國這個超大一統國家的治理難題，當有過人的認知。受他的啟發，我們不難直麵一個誇張的表征，我們這個綿延數千年的偉大文明，滿大街的現代化新事物令人目不暇接，但到今天為止，卻還常常搞不清最簡單的事實：到底中國有多少耕地、多少人口？在京城的殿堂上聽來的是一回事，到蘭田村以及更蘭田村的那些地方走走，是另外一回事。
既然文化和測度技術不是決定性的，那我們的探查就轉向另外一個方向：什麼在妨礙土地的流轉和交易，從而妨礙清清楚楚地測度土地並對土地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