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成都自2003年從江浙一帶學回來“三個集中”後，抓住的不僅是由農轉工的產業變革，而且是城鄉資源的空間集聚。由此，“三個集中”就與農村土地流轉脫不得幹係，舉凡農地經營的集中、農戶居住的集中，以及工業項目向園區的集中，沒有哪樣事情不涉及農村土地的流轉。
麻煩也由此而起。以相對集中居住為例，考一個簡單的吧：張家老宅子為祖上所傳，今天核查人均占地350平方米；李家是人民公社時代新成家分得的宅基地，按政策人均占地35平方米；王家也是公家劃給的宅基地，但超政策多占了，人均100平方米。現在搞集中居住，問各家老房子的土地怎麼算？新宅按什麼標準配給？拆舊建新的利益補償又如何厘定？
講過了，“三個集中”自上而下由黨政主導。黨政者，手中握有強製執行力的權威主體也。經驗說，以強製力為後盾的工作機製一般缺乏耐心。特別是在“反正為了老百姓長遠利益”的場合，工作粗、急、猛，似乎很正常，也是幾十年的一貫製。基層的好事壞事，都是上麵急急忙忙推下來的。這些年盛行“末位淘汰製”之類的官員考核辦法，但凡扯到“中心工作”，辦得更加雷厲風行。
這套工作機製，在某些場合很受用。比如對付“非典”，太婆婆媽媽就不成，救災也不成，打仗就更應該講軍令如山了。這些場合需要快刀斬亂麻，離不開強製力。但是，遇到千家萬戶細細碎碎的實際利益，遇到人們的認知很發散、難有一致判斷的情況，非要指哪打哪，偏好整齊劃一、令行禁止，後果一般就好不了。所以，第一次聽到“三個集中”，我的直接反應就是一個問號：這些事務，提“集聚”可也，但“集中”就過於強硬了。
在《還權賦能：奠定長期增長的可靠基礎》（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我們曾列舉在成都調查中接觸到的若幹現象，說明大規模推進“三個集中”，會無可避免地觸發農村的利益糾葛。這些現象是：在土地整治和掛鉤項目的執行中，經由“拆院並院”節餘出來的農民宅基地，究竟按什麼準則給予確認和補償？作為改革試驗，哪些村莊有幸被納入？選擇和決定的程序是否公開？可不可以允許不同村莊的農民公開競爭試驗準入的機會？千家萬戶拆除老房，涉及原先占用宅基地的麵積、位置、來源正當性等複雜而煩瑣的細節，差不多要翻起整部村莊的曆史，誰來甄別？怎樣給予權威的確認？對於建造在集體土地上的農民建築物，向來的政策是農民可以自用，但不準對外轉讓，改革與現行政策法規迎頭相撞，風險誰擔？還有，為了實現規模經濟而新搭建的農村股份公司，如何有效防止公司之公權入侵其股東即農戶家庭的私權？
這些細枝末節的麻煩與一項製度安排有關，這就是形成於國家工業化時代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製。要說明，此處的集體，不是以農民私產為基礎的合作社，而是以消滅農民私產為特征的類似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不少人以為否定了農民私產的集體，天然就是一種“公”的經濟，那是很大的誤解。個人之見，集體製最主要的特征，是名義上公有的權利極不清晰。
說一幅土地歸集體所有，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第一個意思，就是這幅地屬於一群人共有。問題是那一群人的組成，常常會發生變化。像任何人類社群一樣，農村社區的人群，也是老的要死、小的要生，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組成集體的成員一直在變化：凡生出來的、娶進來的都是；凡死去的、嫁出去的就都不是。這套來自地廣人稀的俄羅斯傳統的“米爾”，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我們日後再談，這裏先記下一點：土地公有的那個集體之“公”，覆蓋的成員邊界隨人口變遷不斷在變。
“集體”的第二個含義，是土地資源究竟如何實際使用，並沒有一定之規。人民公社時代，以為公地非共耕不可，於是隊長敲鍾，集體出工，大夥兒一塊兒混。無奈這解決不了吃飯問題，逼出了一個包產到戶，才明白集體的土地也可以分戶經營。用今天的話說，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可以分離。不過，使用權還是要受集體所有權的糾纏：人口變動了，分戶的承包權要不要也變動？不變，集體不幹；變，還有什麼“家庭聯產長期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