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以前，集體經濟一直向上，還沒有出現過大的波動。但一到年底，吃食堂吃掉了集體儲備的糧食，大辦鋼鐵讓地裏沒收，原本已有些生氣的大地上，便開始了“自然災害”。
集體的優越性再好，拿不出糧食來飽群眾的肚子，空話說了也就不再產生作用。因此在政策上有了一些鬆動，讓大家渡過這難堪的歲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市場有了些生氣。市場的活躍有人認為是好事，有人卻認為是壞事，陳永貴就是不讚同的。重農抑商幾千年，官方也在那一時期將“工農商學兵”的老提法改成了“工農兵學商”，這些都得到了陳永貴由衷的讚同。一次他去大隊辦公室，看見許多人在小賣部買紙煙。這煙擺在這裏許久都沒有人買，怎麼突然這麼俏了？
他的政治嗅覺讓他發現了不正常，一問，有個人就說，縣城裏有人用一斤大棗換一盒煙，劃得來。他當時沒有吭聲，等到吃晚飯時，又在那個飯場，陳永貴說話了：“你們用紙煙換紅棗的聽著，這事不能辦。過去我們鬥地主，鬥富農，就因為他們富的不合理。你們想，那些用紅棗換紙煙的，便宜他們才這麼做。他們把紙煙拿到別處去，又會賺比一斤紅棗更多的錢。這就是不勞而獲。”
今天看來那是市場經濟，那時看就是投機倒把；用紅棗換紙煙再到別處換更有價值的東西，今天的評價是能人，那時看就是奸商。那些老貧農們，提起解放前就有一肚子火，也跟著講起誰誰當初是怎麼賺的，誰誰是如何剝削的，買紙煙的事就變成了一場階級教育。最後他還囑咐一句：“我再說一遍，不能幹。”
這麼一弄，誰還敢再去換？
這還不算完。他還要追根溯源，看看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情。天下人正在餓肚子他看不清嗎？
不可能。但他以‘現在沒有糧食吃，首先應該搞好生產，而不是鬆動市場，市場的鬆動是資本主義在複辟。他對這種事看得很重，專程跑到公社找黨委書記，談出了當前的動態和他的憂慮。那位書記含糊其辭說，要對社員加強教育。盡管他神經緊張地控製著大寨，但大寨外的波動勢必影響到大寨。有一天，一個傳給他一個信息，平定縣一個地方收買穀草穀糠，價格不錯。陳永貴斷然拒絕：“我們不能搞投機倒細”不出去，卻有人找上門來。就在那幾天，來了一個買穀糠的。那人找到陳永貴，問他穀糠多少錢一斤，見陳永貴不開口，那人主動說，兩角一斤行不行？
陳永貴那時還沒有想好，說不行。那人不再說什麼，走了。過了兩天，那人又來了，找到陳永貴說，兩角不行，那就三角吧。陳永貴還是說不行。那人問，你到底賣多少錢一斤？
陳永貴說：三分。接著他又補充：“不過不賣私人。”
多少地方斷糧了，多少地方正發生著餓死人的事件，即使魚米之鄉的南方，也呈現出一片死氣。大寨有糧，還有剩餘的穀草和穀糠，這對於那些揭不開鍋的人來說大寨簡直就是天堂了。這消息一傳出去，許多人找上門來。陳永貴為了表示他對集體的信任，也為了在人們腦子裏牢固集體的觀念，賣穀糠穀草時要求憑大隊的介紹信。介紹信還不好弄？
無論是公社還是大隊，你隻要弄得到飽肚子的東西，要什麼介紹信都可以給你開。因此來的都拿著介紹信。他果然就按三分錢一斤賣了出去。一車車的穀糠和穀草往外拉，陳永貴覺得他是真正按共產主義的要求幹了，內心很平靜也很愉快。但他不明白，那些穀草穀糠拉出大寨以後，將如何處理呢？
那些打著公家牌子來買的，果然真的是公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