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歸納，也證明從那時起大寨就有了“好生產”的空氣。二“讓賢”之所以把這兩個字打上引號，是覺得這話有些別扭。要說賢，賈進才是天底下第一個賢人，若非用這兩個字表達不可，那就應該倒過來：賢讓。賈進才讓出支部書記的舉動，隻能說是讓權。“俺說沒人家會說，腦袋也沒人家靈。俺隻會幹。”
這是賈進才後來說的。他說這話並沒帶情緒，隻是說出了他的真想、他是大寨第一個黨員，一九四六年入黨，又是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也是陳永貴的入黨介紹人。賈進才從縣裏開會回來，就組織了互助組，把陳永貴也算上了。賈進才並非嫌貧愛富，也不是組織什麼“好漢組”在弱者麵前顯示力量，更不是為自己撈好處。如果我們認真地重溫一下當時的有關政策和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就不難發現，賈進才把向政府交糧的任務攬在了這些人的身上。與其說他是瞧不起老少，還不如說他是為了照顧老少。他是一個幹才，當領導卻沒有陳永貴的那分虎氣。後來人們說他跟陳永貴對著幹，那不是空穴來風。不過不是他挑陳永貴，而是陳永貴挑他，批評他軟弱無力，眼睛不亮。不過比起先當會計後當大隊長的賈承讓來，陳永貴對他夠客氣了。賈承讓被陳永貴當作黨內的典型常挨批，他自己就曾自嘲：大寨隻要把賈承讓批好了，整黨就整好了。”
那時候，賈進才和宋立英早就成親，賈進才是“好漢組”的頭兒，而宋立英卻在“老少組”，這一對夫妻黨員分開在兩個組，正說明了他們自覺地起著一個黨員的帶頭作用。互助組的競爭不僅是個產量問題，而是一個爭取人的競爭。才幾年，陳永貴的統籌才能得到了公眾的認可，賈進才組裏的人也往陳永貴那邊跑了。賈進才看出了自己遠不是陳永貴的對手，幾次找區委書記，找組織科長，跟黨支部商量，推舉陳永貴當支部書記。為了讓陳永貴當這個支部書記，賈進才跟支部的人商量，會上說，會下說，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件事對於以後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們是無法想象的。我到過許多村莊，接觸過不少大隊支部書記。那是一個手握錢糧可以定人生死大權的角色，可以為自己為親朋撈到實惠的肥缺，多少人鑽都嫌門路不寬，還讓嗎？
然而在大寨卻實實在在有這麼一位讓權的人物。毛澤東後來對陳永貴說：“有賈進才讓賢，才使你露睜嶸。”
確實不假。丟了實權之後，陳永貴安排他到三十裏外放牛，他也曾有過不愉快廣一去好幾個月，跟群眾也見不上一麵。”
以後人們到處說什麼“好漢組”“老少組”的故事，有人問他，他也懶得分辯。他是一個大賢人，大哲人，毛澤東就說他是個不簡單的人物。在這一點上，陳永貴沒法與他比。陳永貴的優勢正在於不“賢〃。如果他倆換一下位子，各自都不可能有作為。陳永貴是個好指揮，是他將大寨推向了全國，推出了國門，也使賈進才名揚天下。而賈進才也的確是個幹才，大寨的梯田和人們住的房子，沒有哪一處沒有他打出的石頭，甚至每一塊石頭上都有他的手印。人們箅了一下，他打的石頭可以從大寨擺到北京，然後再從北京擺回來。我們去他家看望這位老人時，他已經八十七歲，盡管睡在床上起不來，但宋立英喂他吃飯，那麼大一碗他全吃了。我們走時，他吃力地抬起頭行了我們一眼。這個睡在床上占地不大的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能量？
可見，人隻要幹，不停地幹，就會創造出奇跡。西方有位研究人的能量的學者說過一句話：即使最狂妄自大的人，對自己能力的估計也往往不夠。賈進才的成績可以給他的理論做注腳。當年“三戰狼掌”時，就有小青年在工地說過：“老賈，你將來死了給你立一塊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