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安慰卻也是他的寘實思考。“小的會長矢”，這簡直是一種戰略眼光。以後這些人跟他拚死戰鬥，驗證了他思考的正確。他沒文化，更不懂心理學，卻對人心摸得那麼準，這是一個天才的腦袋。患難之中，他這句話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動力。那些孩子和老人空前團結，誰都怕自己落後了，誰都不願拖累陳永貴。陳永貴夜夜開會，早上還沒有起來，老老少少們就已經下田了。這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超越了是不是能增產的功利主義目標，超越了各自吃虧還是討好的個人利益。為送肥到地裏，人人肩上都紅胂著。當年他們的產量就超過了“好漢組”，畝產達到一百五十斤，比“好漢組”多了三十斤。那是蒼天對人間真誠相愛的回報。所謂互助組，其實就是一個變工組。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地還是各家的地。根據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七年全囯土地會議九月十三日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鄉村中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
也就是說，地是按人分的，每家的勞力卻不是跟土地成正比，人多田多者反而往往勞力少。這樣，幫人家種地的時候，本家庭派出去的人也常分彼此。你到我家幫工是個女人，我到你家未必肯派一個男人，那裏麵的文章可多了。陳永貴家隻有三個人，兩口子加一個兒子，加上他是大寨第一條好漢，即使隻種自己的地不跟任何人互助，他的產量也注定可以達到最高分。他的不簡單，正在於能夠跳出中國農民常有的慣性思維，這不能不歸結到共產黨的教育上去。因為，那時他正在黨組織的大門口，“解放全人類”的口號他記得清楚。在勞動過程中，他帶頭在這個“老少組”實行了真正的合作社製。當人們在說“你的田我的地”時，陳永貴說：“什麼你的我的，別分那麼細，都是自己的。”
這是中國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第一個試驗！大寨有田七百多畝，卻有四千多塊，如果分了你的我的，上午在東邊勞動，說不定下午就要到西邊勞動，上午幹完了東邊的卻還沒到吃飯時間，再往西邊跑又不劃算，時間就白白地浪費了。如果挨著幹，那就既好安排也便於勞動。這個集體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們不是靠行政命令拚湊起來的班子，而是困難中的相依為命。這個組全是窮人，窮人誌氣大，競爭性也強。天下大雪，他們還在地裏勞動，而“好漢組”卻沒人願意帶頭去支使別人。他們還是按幾千年來的老辦法，按部就班種那幾塊望天收的土地。確切地說，他們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互助”。
而這邊呢，比如那個賈承聯，母子兩個，種著幾畝地，加入互助組之後，老怕自己幹在人後，賈承聯小小年紀就懂得了知恩必報。早上往地裏送糞，跑六個來回天還不亮。鋤草時，陳永貴在前麵，他就緊緊地跟在後麵學習。春天往地裏送肥，陳永貴挑著一百五十斤左右的大擔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兩個抬著，有的背著，一路跌跌撞撞，雖說辛苦，卻也充滿了歡樂。陳永貴是這個組的一匹騾子一匹馬，又如一隻母雞帶著一窩小雞，邊走還要邊教育他們，叫他們別裝多了，別幹猛了，因為孩子還要長身體。後來他想出一個辦法，將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滿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個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擔時還可以互相說說話。將勞累的事情變個方式，加進歡娛的成分，便輕鬆了不少。多少年後有科學家去大寨推廣優選法，這就是個優選法。冬天放羊，天氣寒冷，羊擠在一起，孩子們太辛苦，也擠在羊中間睡著了。陳永貴卻不能跟那些“好漢組”的人一樣心安理得地在家睡覺，北風一吹，他就要問每個家庭，孩子們在不在家，到哪裏去了。他夜晚跑到放羊的地方，見孩子們那樣辛苦，忍不住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們蓋上;有時候他要孩子們回去，自己要在那裏守著。孩子們雖小，真情麵前卻也懂事，沒人願意回去，卻勸永貴大叔回去，他們幹得好的。因為大叔會多事多，而且怕大叔病了。他們寧願自己病，也不願領頭的有什麼閃失。你疼我，我疼你，那一段，人與人之間表現出來的是世界上最無私的愛。那時候陳永貴想些什麼？
我們隻能按著一個人應有的良心和責任感推想，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的粗枝大葉，此情此景，他的心也會充滿慈愛的。幾十年後，當年的孩子們都成了滿頭白發的老人，他們跟當副總理的陳永貴並沒有討多少好處，在陳永貴還原成一個普通人以後，在陳永貴逝世之後，仍然對他一往情深。他們幾十年對陳永貴的深厚情誼，說明陳永貴成功地駕馭了他們的感情。區裏評比，大褰兩個組都得到了表揚。接著，人們競相加入“老少組”，九戶人家的“老少組”發展到了二十多戶。這正是陳永貴所霈要的。那是一九四九年，臨時互助組變成了長年互助組，於是便有了後來人們所說的賈進才讓賢的故事。幾個互助組相互較勁地幹，形成了一股勞動競爭的好風氣。區幹部們在綜合了各地的情況後，產生出幾句順口溜：大寨好生產，武家好意見，留莊好寺院，金石坡好劇團。這個“好”字可以作“愛”或“喜歡”講，“愛鬧"、“愛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