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窮人自身要活下去尚且不易，偏偏那七情六欲和傳宗接代的義務無法取代，他也不得不娶妻生子。一妻兩兒一女，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家庭，一個幸福的家庭。但他沒有土地，四張嘴便成了四座沉重的大山，叫他無力承受。不到萬不得已，誰願賣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我們沒辦法知道他挑著擔子在路上想些什麼，卻知道孩子一定問過媽媽到哪裏去了，姐姐到哪裏去了。我想，他一定向孩子撒了謊，通常的話是說媽走人家去了，回來會給你帶來好吃的。這個堂堂七兒漢子，空有一身力氣卻維護不了一個家庭，內心的悲愴是可以想見的。人到了這般地步還能挑起一副擔子，中國人的忍辱負重可謂達到了極限。他將擔子挑到了大寨，住在一座破了的窯裏。他打工就在附近的各個村子，幾十年來在這些村子裏遊動著。他將兒子委托給了一個姓賈的人家，然後就出去找幫工的家了。他踉那個姓賈的家裏是個什麼關係？據說他常在大寨落腳，窮人踉窮人來往，便有了感情，這是很自然的。那個家裏有兩個女人，央的是婆婆，人們說她姓李，後人稱她為穩周婆婆，有的叫如周老一家的分裂與合作人；小的是老婆婆的兒媳。究竟姓什名淮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都是善良人。大寨人都知道老婆婆待陳永貴如親生，倒是做到了既“穩”且“周”；那位嫂子待他也如親弟弟。陳誌如這裏幾天裏幹幾天，終究沒有找到一個能糊口的人家。他心力交瘁，前途漆黑，無力保妻護子，叫他無臉見人。世界對他來說就是地獄，活著對他對親人都是一種牽掛。最後他選擇了飽受苦難而又毫無出路的人們都免不了的歸宿，跑回老家，吊死在祖墳的一棵樹上。據說，那棵樹代表死神迎接了許多人。有人說他死於一九四零年，如果那樣，陳永貴就已經二十六歲了，不可能“無依無靠，孤苦伶仃”了。假如他不死，陳永貴也不會在大寨安家，後來的一切都將是另一種結局。沒有童年痛失親人寄人籬下的苦楚，陳永貴也未必會爆發出後來的激情。從此他在大寨落下腳了，在許多陌生人的欺侮與嗬護下艱難地長大。我們早在學大寨的高潮中知道了“七溝八梁一麵坡”，盡管那些文章裏作了詳細的注解，但仍然隻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我們南方也有溝，也有山梁，也有坡。在高潮過去幾十年後我們踏上去那塊地方的路程時，才理解了那裏的窮跟南方的窮不是一個概念。四月的南方陽光明媚，到處都是紅的花綠的葉。
火車越過河北的土地，就隻看得見一塊塊的麥苗是綠色。一進山西地界，竟連麥苗都看不見了，那樹都是光禿禿的，、一如寒冷的隆冬。一塊塊幹枯的土地上，望不見一丁點兒綠色，甚至連菜都沒有。啟程時都覺得熱，住到昔陽招待所裏，早晚卻還在放暖氣，不放就讓人受不了。沒到大褰，就已經明白了道理，大寨的嚴酷也是整個太行山的嚴酷。到了大寨，爬上虎頭山，我們的心頭沉甸甸的。認真說，如果在南方，這地方應該劃為不適合人居住的區域。人們在形容窮地方時，順手甩出來的話是“窮山惡水”，它連“惡水”都沒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它的無霜期才隻有一半。之所以叫“大寨”，原來是個戰爭時期的名字。相傳宋元相爭時，宋兵曾在虎頭山下紮過營盤，這裏就叫大寨，而另一個較小的營地叫做小寨。說不定大寨賈家就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兵丁或是借棚安身人的後代。然而就是這樣的地方，世代也演繹著剝削與被剝削的人生慘劇，隻為那幾塊貧瘠的可憐土地。陳永貴小名兒叫金小，另一個名諱叫榮貴。落腳的賈家有幾畝薄地，也難得養活幾個人。陳永貴跟所有窮孩子一樣，從小就給地主放羊，那個賈家便是他的落腳處。放羊是沒有錢的，圖的僅隻一張嘴。大寨隻能種玉米，每畝隻能產七八十斤，斷不會有什麼好吃的，況且也難以給他吃飽。不久那老人的兒子死了，剩下個兒媳，加上陳永貴，三個人三姓，無一個姓賈，無一個是正宗的大寨人。賈氏家族不擔心土地被兩個女人弄走，隻擔心陳永貴長大承襲了幾塊地。就是在這種微妙而又處處感受到壓力存在的環境裏，三個人相依為命，陳永貴竟得到了在他爹媽那裏也不曾得到過的溫馨。沒有褲子穿，那位老婆婆將自己的褲子改小讓給他。他在東家吃不飽，跑回來，那個嫂子就做點好吃的，一邊就給他洗衣補鞋。以後的互助也好，合作也好，這一家三口早就實踐過了。爹死了許久，人們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記不得確切的情況，隻記得人們告訴他的爹死了，他嚎啕大哭過。盡管人家對他待如親子，但畢竟不是親生爹娘。幾年過後的清明節，他剛過十歲，那位老人給他捎上吃的東西，囑咐他回石山，去祖墳上給爹燒一把紙錢。他找回老家，在父親的一堆黃土前燒燃紙錢，磕了一個頭，哭了一場。沒了爹，就格外想娘，憑著一股子蠻勁和對親人的深切思念，他沒有回大寨，卻踏上了尋找親娘的路。他的娘被賣在和順縣，他這裏問那裏打聽，終於找到了親娘的落身處，也認出了娘。據說，他娘沒料到兒子佘突然到來，也就不認識站在門口的孩子是她的兒子，他叫一聲“娘”，娘在門口就走不動了。母子相逢，有悲無喜，因為娘成了人家的人，不能跟兒子一起生活了。娘給他的，隻能是揩不盡的眼淚和一些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