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我們看不到任何的得失算計和政治利用，有的隻是不計後果、不圖回報的女子情深，實在令人不禁感喟、扼腕。張愛玲正如她弟弟所說的“為胡蘭成跌倒了”，就好像她在溫州看戲時的感覺——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幾何學上的一個“點”——隻有地位，沒有長度，寬度與厚度。整個的集會全是一點一點，虛線構成的圖畫；而我，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地在厚棉袍外麵罩著藍布長衫，卻是沒有地位，隻有長度、闊度與厚度的一大塊，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衝衝，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是的，在張愛玲感情的路上，她已是“一路跌跌衝衝，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曾經冀望的“華麗緣”，如今已落入虛空了。
而張愛玲一如從前地保持沉默，但卻因此造成她在這之後，直到離滬之前的五年內，沒有再用本名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她署名“梁京”在《亦報》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邊寫邊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而在八個月後的另一中篇小說則是她全部寫好，再逐日刊登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到次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亦報》上。
那年此指一九五二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就把門關上了。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張愛玲在《浮花浪蕊》中，借著主人公洛貞的回憶，寫出自己懷著戒慎恐懼離開故國的心情：羅湖的橋也有屋頂，粗糙的木板牆上，隔一截路挖出一隻小窗洞，開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見外麵，因陋就簡現搭的。大概屋頂與地板是原有的，漆暗紅褐色。細窄橫條橋板，幾十年來會磨白了，溫潤的舊木略有彈性，她拎著兩隻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亂中也像是踩著一軟一軟。橋身寬，屋頂又高，屋梁上隔老遠才安著個小電燈，又沒多少天光漏進來，暗昏昏地走著也沒數……她又再度“跌跌衝衝、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幾番風雨海上花，這次她再也沒有回頭了！她揮別她心係的上海，揮別她的親人，更揮別了她的愛情，讓它此情可待，讓它一切成惘然。
八個月後胡蘭成途經上海，在張愛玲那裏過了一晚，兩人從一見麵起就不很融洽，胡蘭成有點借上次張愛玲去溫州之事而生氣，當晚他又把範秀美之事向張愛玲據實以告，張頓時說不出話來。胡又問張可曾看了《武漢記》的稿本，張回答說：“看不下去。”胡蘭成卻因為張愛玲的嫉妒而發火了，他在她的手背上打了一下，她吃了一驚，駭怒道：“啊！”此時此刻，兩人的感情已是千瘡百孔，難以為繼了。當晚他們分房而睡。
在經濟上一貫斤斤計較的張愛玲，在此之前定期給胡蘭成彙款，再加上最後隨決絕信附上她新寫的電影劇本《不了情》和《太太萬歲》的稿費三十萬元給胡蘭成，於情於理她都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
而學者古遠清針對一九九六年陳遼先生再度提出張愛玲是“文化漢奸”之說，提出反駁：“像張愛玲這樣著名的作家，如果真是‘文化漢奸’，解放後的上海軍管會一定不會放過她的，焉能讓其參加上海首屆文代會？夏衍是老布爾什維克，他也不會糊塗到把文化漢奸請進自己主持的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當編劇（此事後來未成）。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對漢奸胡蘭成依依不舍，多屬個人感情糾葛，與堅持日偽立場似乎扯不上。事實上，張愛玲在上海淪陷期間既不是漢奸政權骨幹分子，也不是上海偽文壇的當權派，也未拿過偽政權的津貼，她的作品也未有所謂‘協力大東亞戰爭，驅逐英美以爭取大東亞民族解放’的主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