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東條英機還通過實施警憲統一，既擴大了憲兵隊的實力範圍，又解決了多年的棘手問題。在當時的偽滿洲國，實際上存在著三個係統的警察組織，即偽滿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領事館的警察和關東廳的警察。圍繞著廢除治外法權的問題，持反對觀點的關東廳警察和持促進觀點的領事館警察之間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麵對這一局麵，東條英機不容分說，斷然決定將兩部分警察統一置於憲兵司令部的指揮之下。東條英機的這一“剃刀”作風，使得關東軍內部許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人受到強烈的震動，他也通過此舉大大提高了在關東軍中的“威望”。為進一步樹立威信，加強對憲兵隊的控製，東條英機還向全體憲兵隊員發出“要忠於職守”的訓示，同時還特意將自己的肖像貼在印刷的訓示上。一時間，東條英機的肖像貼遍了偽滿憲兵各分駐所的牆壁。
剿義勇軍
頭三腳踢過後，東條英機對自己感到還算滿意，但要想實現他更大的野心，他還必須進一步實施第四步計劃：抓實權。在東條英機上任前的一個月，即1935年8月，關東軍為了討伐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曾製定了一份《治安肅正計劃》，以偽奉天、安東、吉林、間島和濱江五省區為重點，企圖將我抗日力量一舉扼殺。東條英機走馬上任時，正值關東軍實施這一計劃的關鍵時刻。看準了時機，東條英機決定以討伐我抗日武裝力量為突破口，為憲兵隊打開一個新的局麵。於是，他向關東軍司令部彙報了他上任後的第一個施政綱領：1.在日滿警務機關中建立“思想對策”專門機構，借以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鎮壓。這一專門機構應由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指揮，賦予其監督“滿洲國”警務機關的權力，改變以往由特高課和司法課分頭負責管肅和拘捕的“兩張皮”現象，以堵塞在這方麵的漏洞，化解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2.以濱江、三江、吉林、間島、安東和奉天六省及哈爾濱、齊齊哈爾、新京、奉天和大連五大城市為重點，將配置在各地的臨時憲兵機構建製化，充分發揮憲兵的作用，打擊反滿抗日力量。3.日滿各機關從事“思想對策”所需經費由關東軍憲兵司令官統一管理和支配。這一“施政綱領”充分暴露了東條英機急欲獨攬關東軍“治安肅正”大權的野心。借此機會，他輕而易舉地將監督、執行和財務三權統統把持於一手之間。大權在握後，東條英機更加躊躇滿誌。他找來時任偽滿軍政部最高顧問的佐佐木到一，開始秘密籌劃“剿匪”事宜。1936年10月1日，佐佐木到一親率日本軍事顧問團數十人，總計出動偽滿11個旅，約25000人。對東邊道實施大討伐，1937年3月26日，在通化、輯安、臨江交界處的老虎頂子上，王鳳閣率領抗日救國軍與敵人展開了15個小時的激戰，最後終因寡不敵眾，被敵軍俘虜。東邊道的“獨立大討伐”使東條英機一夜成名。踩著成千上萬抗日將士和無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走上關東軍參謀長位置的東條英機，已經再也抑製不住其勃勃野心了。
二二六事變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壯派軍人在東京發動了軍事政變。他們占領了首相府、陸軍盛內務省和參謀本部等重要機構，還控製了《朝日新聞》社。內務大臣齋藤實、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藏相高橋是清等人被政變軍人殺死。政變者以“尊皇討奸”、“昭和維新”為口號，支持荒木貞夫等“皇道派”首領掌權組閣，建立法西斯體製，立即“北進”，討伐蘇聯。政變使東京陷入一片混亂。政變的消息很快傳到“滿洲”，作為“統製派”骨幹的東條英機不禁暗暗吃驚，因為關東軍內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為“皇道派”分子刺殺的目標之一。不久，情勢更加危急——駐哈爾濱的第十一特混旅團真川少將發出通電，聲稱支持國內的“兵諫”；駐“東滿”的一六師團已自行出動，趕往“新京”；佳木斯守備營發生暴動，已占領東站、攔截火車……東條英機麵對危機情勢，拿出一貫作風，根據關東軍鎮壓命令的指示展開大搜捕，指示手下憲兵搜捕中可不與所屬部隊長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師、旅團及分散於各地的憲警長官發出密電和密令，命令立即處決叛國亂軍者。根據“黑名單”，長春的憲兵迅速行動，逮捕斃殺了長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級軍官。另一方麵，東條英機不失時機地向天皇和軍部發出通電，表明立場，宣稱關東軍反對“兵諫”，堅決支持天皇。通電中說：“‘皇道派’逆徒戮帝國重臣，以武力逼宮，辱我皇威亂我政綱，致舉世駭怒。今全體關東軍聲明矢忠於萬世一係之皇統，不惜以武力殲滅任何反叛，以靖神國。今至誓師討逆。敦請軍部立即通令拘捕敗類並整肅全國。‘皇道派’叛軍如盡早舉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頑抗不冥，關東軍必振武奮擊，代行天懲！”東條英機的果斷強力行動，穩定了關東軍的局勢，使“統製派”牢牢控製住這個“皇軍之花”，遙呼東京的“平叛”行動。28日，東京戒嚴司令部發布“奉敕命令”，出動軍隊，鎮壓“叛軍”。次日，叛軍紛紛投降。後來，為首的17名“皇道派”軍官和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等被處決，其他主要“皇道派”軍官被解職、降職，“皇道派”勢力在軍部遭到大清洗。隨著“二二六”兵變的失敗結局，“統製派”獲得了壓倒“皇道派”的優勢地位。東條英機鎮壓中國東北人民的抗日武裝恢複“滿洲治安”的“戰果”，以及在“二二六”事變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現，為他贏得了軍部中央的支持和賞識。1936年12月1日，東條英機被晉升為陸軍中將。1937年3月，東條英機接替板垣征四郎登上關東軍參謀長的寶座。
對華一擊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為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為，中國已是不堪一擊，隻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目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為，目前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在兩派的論戰中，一開始是謹慎派略占上風。但是，由於當時的近衛文麿內閣在大政方針上搖擺不定，因此軍部很難達成協調一致。在近衛看來，兩派的說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陸軍內部的強硬論，趁勢向華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擴大事態，希望通過和平交涉解決問題。就近衛的本意來看，他的如意算盤是既想伺機進攻中國，又不想使事態過分擴大，更不願因此而影響到對蘇作戰，最好是魚和熊掌能夠兼得。武藤章及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等中堅軍官正是看透了近衛的這一心理，遂反複向其灌輸主戰理由，聲稱進攻中國不僅不會使事態擴大，相反還會有利於日本鞏固在滿蒙的權益，從而使日本更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蘇作戰當中去。
以東條英機為參謀長的關東軍態度鮮明地支持強硬派的立場，他們以中國軍隊進入察哈爾將對滿洲國構成威脅為借口，強烈要求參謀本部準予其向華北發動攻勢。關東軍的這一態度，對強硬派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摸清了強硬派底數的東條英機，再次發揮其“剃刀”風格，來了個先斬後奏——他在未經參謀本部許可的情況下，就預先派出了一支部隊向察哈爾方向挺進，並不斷製造虛假事件。到了8月中旬，中蘇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使得東條英機更加找到了強硬論的根據。於是，在關東軍連日召開的會議上，東條英機公然為進攻察哈爾尋找理論依據，聲稱：“此次進攻的主要目的，可歸結為三點：第一，可以改變中國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產勢力的進一步壯大；第三，有助於開發華北的經濟。如不能達到此三點目的，帝國安全即無保障。”
與此同時，關東軍獨自擬定了《對時局處理綱要》，提出全麵發動武力進攻以膺懲南京政府，殲滅北上的中央軍等五條方針，並寫明：“建立地方政權，以謀求與滿洲接壤地區的明朗化，為了準備對蘇作戰，確保正前方的安全至關重要，為此，至少要使察哈爾、河北、山東各省徹底獨立。”其用心十分明確，即利用此次中日衝突，一舉在華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借以分割中國，防止風起雲湧的抗日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對日本構成威脅，從而影響其對蘇作戰的準備。在此情況之下，日本參謀本部同意了關東軍提出的對察哈爾作戰的請求。不過，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在內閣會議上，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不擴大事態的主張，藏相賀屋興宣則從財政方麵陳述了擴大事態後日本將可能麵臨的財政上的種種困難。但實際情況是，關東軍已如脫韁野馬，除順從時局的發展外別無他法。
察哈爾作戰計劃從8月份正式執行。這次的作戰計劃由關東軍作戰參謀綾部桔樹製訂，東條英機親自帶領察哈爾兵團執行。由於東條英機擔任指揮，所以這個兵團也被叫做“東條兵團”。該兵團是關東軍本多旅團、筱原旅團、酒井旅團和堤支隊分別抽出部分兵力組成的混成旅團。8月19日，東條英機在張北設立了混成旅團司令部，便於臨近指揮。東條英機采取慣用的“閃電戰術”，沿平綏線依次進攻南口、居庸關、懷來和張家口等軍事要地。這一地區的中國守軍約3萬餘人，而東條兵團則隻有幾千人。但由於中國守軍抵抗決心不足、守備虛弱，日軍憑借機械化武器裝備瘋狂進攻，中國守軍不得不節節退卻。8月22日，張北守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被擊潰。29日，張家口失守。張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線抗擊日軍的中國守軍湯恩伯部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隻得收縮防線，隨著張家口和南口阻擊戰的失敗，察南地區再無屏障，日軍輕輕鬆鬆地將察哈爾全省納入其控製之下。此時，東條英機急不可耐。他不顧“中央的指示”，立即著手網羅漢奸，祭出了察南自治政權的牌子。日軍的“宣撫”工作也做得十分“及時到位”。在張家口戰役結束後，他們迅速編寫出了一首為東條英機歌功頌德的軍歌：熱河狂風卷塵砂，蒙古高原牧草芳，揮師進軍下張北，夜襲長城無阻擋，塹壕凋零夜來香。八角台下水魁旁，湯淺十川兩旅團，披荊斬棘直向前，神速攻占張家口。木犀鬱香葡萄甜，察南自治已建立。
此後，東條英機一發而不可收，他率領著基礎改編而成的“蒙疆兵團”，繼續向中國內攻占大同；24日，攻占集寧；10月14日，攻占包頭。東條英機在察哈爾地區指揮的這一係列戰役，作為“關東軍閃擊戰”的典型戰例，東條英機的沙漠作戰路線，神速推進，以及綿延數百裏的後方聯絡補給線，乃至日本陸軍作戰史上的開先河之作。就連東條的對頭石原莞爾都不得不對其表現給予了有限度地認可，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也說：“關東軍的功勳，得力於東條參謀長。”察哈爾之戰帶給東條英機的不僅僅是聲名，而是對其能力的肯定，日本大本營向東條頒發了“七·七”事變後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第一枚二級“金鵄勳章”。從此以後，東條英機便在法西斯軍閥的道上一步一步在向著頂峰衝擊。
陸軍代表
1938年5月，鼓吹三個月結束中國事變的陸相杉山元被趕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東條英機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擔任陸軍次官。1938年11月初，近衛文首相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這實際就是日軍獨霸東亞的宣言。升任陸軍省次官的東條英機“廢寢忘食”地為日本對外侵略出謀劃策，甚至連假日都不肯休息。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戰局進入相持階段，此時大本營的高層就結盟問題發生了分歧。在7月份召開的五相會議上，陸相板垣力主與德國保持步調一致，締結德意日三國同盟，而海相米內光政和外相則反對。兩派鬥的天昏地暗，此後不久，關東軍在張鼓峰挑釁蘇聯，結果大敗，昭和天皇大怒之下，將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罵得狗血噴頭。然而，天皇真是罵錯了人。事實上，更加頑固主張要“對蘇支兩國同時正麵作戰”的卻是陸軍次官東條英機，而這一念頭，東條英機早在關東軍時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實現日本長期霸占中國的野心，就必須先掃清道路。而蘇聯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戰場，同時又會對中國提供強有力的支援。因此，兩線作戰是即便“明知不可為也必須為之”的選擇。東條英機的野心真是昭然若揭。1938年11月28日上午9點30分，在軍人會館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他大放厥詞，宣稱日本要“對蘇、中兩國同時作戰，同時也準備同英、美、法開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國內巨大震動。不僅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強烈衝擊，致使東京的股票市場狂瀉，同時也令戰爭狂人雲集的軍部感到無法接受，紛紛指責其過於“輕率”。陸相板垣征四郎聲稱東條英機目的隻是想鼓勵日本軍需生產，這隻是一種宣傳的手段而已。壓力之下，這個上任剛剛半年的陸軍次官隻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總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