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婁敬、張良議,漢高祖奠都於長安。是年六月,漢高祖入關中。其實,與楚霸王相像,漢高祖也眷戀舊鄉。後來他尋訪故裏,一住就是半個來月。《史記·高祖本紀》雲:“高祖……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約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劉邦為沛公時,對儒生無好感。遇到有人戴著儒冠去拜見他,他常把那人的儒冠摘掉,撒尿其中。有時還罵儒生為“豎儒”,“豎”者奴也。薛人叔孫通曾為秦待詔博士,逃於項梁軍中,後來降於漢王。叔孫通儒服,漢王不喜;改服楚製短衣,漢王乃喜。楚人陸賈從漢高祖定天下,官拜太中大夫。陸賈常在漢高祖前稱引《詩》、《書》,曾使漢高祖不勝其煩,但終於使漢高祖懂得了一個至關緊要的道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此事:“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在中國統一的曆史上,秦人隻解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取天下;漢代的楚人比秦人多解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治天下。治天下的關鍵,就是漢宣帝所總結的“以霸王道雜之”。霸道和王道缺一不可,運用之妙在於因時製宜。西漢早期承秦之弊,董仲舒以為“如朽木糞牆矣”,諸帝為政尚清靜,以求息兵養民。於是,黃老之學大盛。景帝母竇太後雅好黃老之言,頗尊黃老之術。武帝時成書的《淮南子》,主導思想也是黃老之學。楚人受道家影響既深且廣,容易奉行以靜製動和以靜求動的方針。武帝中期以後,才改為雜用法家和儒家了。
漢朝之所以稱漢朝,是因為楚人項羽把楚人劉邦封在漢中和巴、蜀,稱之為漢王,劉邦即皇帝位後不改國號,如此而已。究其實,漢朝是楚人建立的。
秦滅楚,隻是秦國和楚國的此勝彼負。白色的旌旗,蕭森肅殺,插遍了一統的九州大地。楚國王室和貴族的失敗使民眾也飲恨受辱,但它並不等於民眾的失敗。王氣雖收,民氣尚存。楚人和秦人的角逐,歸根結底,是兩種文化的較量,它並不因楚國的覆亡而終止。
舊形式的鬥爭結束了,新形式的鬥爭由隱而顯地展開了。在新形式的鬥爭中,王室隻留下了一個徽號,輝煌而空虛,但它能使民眾回憶光榮的過去,發揚踔厲,追求光榮的未來。貴族也隻是配角,但他們的聲望、學識、經驗等對民眾的鬥爭有益。主角是民眾,無論其為貧民、寒士、小吏,乃至吳中健兒、市井狗屠、江上劇盜,都顯示了改天換地的英雄本色。一個“民族”的潛能,說得準確一些,一種文化的潛能,在生死存亡的決鬥中一瀉無餘地發揮出來了。
亡國之痛,不獨楚人有之,韓人、趙人、魏人、齊人、燕人亦有之。秦末的民眾起義由楚人發動並由楚人完成,絕非偶然。細尋緣由,不止一端。楚地最廣,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對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壓迫、反奴役的鬥爭精神最強,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氣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傳統,容易團結東周其他各國的遺民,此其五。
楚亡秦,是楚人與秦人以及楚文化與秦文化的此勝彼負。飄揚在一統的九州大地上的,已是鮮亮火熱的紅色旌旗了。
漢人像楚人那樣,也有寬闊的胸懷。漢文化像楚文化那樣,也能博采眾長而獨創一格。但漢人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者,廣土眾民,長治久安;所失者,奇思異想,特立獨行。也許,曆史就是這樣,任何前進都包含著後退,隻要所進者多、所退者少,民眾就滿足了,不知讀者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