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可以揚徒兵之長而避徒兵之短。徒兵遇山則登,車兵遇山輒止。《呂氏春秋·簡選》雲:“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墨子·非攻》雲:“古者吳闔廬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裏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孫詒讓《墨子間詁》卷5雲:“此雲‘奉甲執兵,奔三百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這些多力者和利趾者,都是精銳的徒兵。
其二,可以出敵不意,避實擊虛。《孫子·計》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同書《虛實》雲:“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楚國在三個隘口或許沒有戍兵,即或有戍兵也很少,楚人根本沒有想到吳師竟然會舍坦途而取險徑的。吳師的進軍路線,以近乎完美的形態體現了孫武的兵法。
吳師的進軍路線,以喻宗漢所考最為近實,詳所著《吳師入郢之戰有關問題探討》。
楚師與吳師夾漢水而陣,在楚師是力求阻敵於漢水之陽,在吳師是力求殲敵於郢都之外。左司馬沈尹戌是當時楚國最優秀的將領,他自請率偏師經申縣出方城,調集方城內外的楚師,燒掉吳師留在淮汭的戰船,回過頭來,占領城口,封鎖三隘,南下拊吳師之背。
沈尹戌建議囊瓦暫且固守漢水南岸,吳師上移則隨之上移,吳師下移則隨之下移,以防堵為務,待沈尹戌南過城口之後,囊瓦再揮師渡漢。這樣,吳師腹背受敵,楚師就穩操勝券了。沈尹戌的建議是當時楚師唯一的上策,如能實現,則楚師將變被動為主動。楚國東北方向的天然屏障是一道山和一道水,如今一道山既已失守,就隻能固守一道水了。在楚師主力未受致命打擊之前,隻要他們晝夜嚴密監視對岸的吳師,吳師就很難渡漢南下,郢都就可能保住,囊瓦所需要的,隻是耐心和細心。
可是,戰局的演變受著多重因素的影響,有敵方的因素,有己方的因素,與天時有關,與地利有關,當然也與人和有關。因此,總會有事前無法預見的事態。為將者須善於隨機應變,臨機決策,相機用兵,尋機殲敵。沈尹戌北去後,楚國個別將領的不同意見竟把囊瓦說動了。據《左傳·定公四年》所記,將軍武城黑說:“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舊注以為木和革所指的都是戰車,實則大謬不然。戰車如有革,無論天氣好壞,都不會比無革的差。木和革所指的都是盾和甲,吳師所用的多為木製,楚師所用的多為革製。通常是革優而木劣,但若受潮,則革易刺穿,而木更堅實,優劣就易位了。當時大概天氣不好,武城黑才有這樣的憂慮。其實,兩軍隔水相持,還不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武城黑憂慮得太早了,而糊塗的囊瓦卻也著急起來了。將軍史皇對囊瓦說,楚人喜歡司馬(沈尹戌),討厭令尹。如果司馬的計劃實現,就等於他獨建奇功,令尹一定要速戰速決,以求立功,否則,將難免受到譴責和處分。史皇本人求戰心切,乃出此挑撥離間的下策。囊瓦不暇細思,仗著兵力的優勢,竟揮師渡漢了,這正中伍員、孫武下懷。
楚師列陣於小別、大別之間。小別、大別都是山名,前者在今漢川,後者在今武漢,春秋時代它們都在漢水北岸,後因漢水改道,如今都在漢水南岸了。兩軍三度合戰,楚師且戰且向西引退,吳師且戰且向西挺進。囊瓦打算逃跑,史皇大為不滿,對他說,遇危難就逃跑,您還敢回郢都嗎?您如果戰死了,楚人倒會原諒您過去的罪愆。囊瓦無奈,隻好繼續作戰。
十一月庚午,兩軍決戰於柏舉。舊說以為柏舉在今麻城,不確。
按兩軍轉移的方向推測,柏舉應在今安陸一帶。清早,闔廬之弟夫概王請求做先鋒,闔廬不從,可能是因為闔廬有猜疑之心,怕夫概王立功太多易生後患。焉知夫概王敢於違闔廬之命,以其私卒五千衝擊囊瓦的私卒。囊瓦的私卒潰散了,吳師乃全軍出擊。楚師大敗,史皇奮戰而死,射力竭而俘,囊瓦則快馬加鞭逃往鄭國去了。吳師追擊楚師,夫概王所部一路領先。近清發水即今溳水時,夫概王令其卒稍停,待楚師半渡,才奮力進擊,楚師又損失了大量將士。
楚師殘部繼續西撤,飯剛做好,吳師又追到了。楚師棄食而逃,吳師則坐享其成,吃飽了再去追擊。以戰勝且吃飽的部隊,追擊戰敗且挨餓的部隊,如以虎逐羊。楚師退到雍澨(在今湖北京山),又被吳師追上,從此潰散,吳師則進逼郢都。
據《韓非子·說林》,吳師在小別與大別之間三戰皆勝之後,闔廬曾有退兵之意,問於伍員。伍員以人溺於水為喻,說隻喝一口水還死不了,要連喝多口水才嗆死,為今之計,應該叫那溺水的人沉下水底去。經伍員提醒,闔廬才下了進取郢都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