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伍員就受命執政,位同上卿。《新書·耳痹》說闔廬授伍員以吳國之政,“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無禦,四境靜而無虞”。這大概是摭拾遺聞而張大其詞,不可盡信。至少,所謂“無禦”和“無虞”都失實了。
不過,伍員治理吳國頗見成效是無可置疑的。在伍員有生之年,吳國確實變得更富庶,更強盛了。
江陵張家山出土的西漢早期的竹簡,有一篇題名《蓋廬》,記闔廬與伍員問答之辭。從中可以看出,闔廬禮賢下士,勵精圖治,而伍員對治國、治民、治軍都有獨到的見解。伍員講究陰陽、五行、四方、八時,不無神秘意味,但一涉及實際問題就顯示出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的睿智。伍員主張撫民、安民,反對苛征重斂。他說:
“使民之方:安之則昌,危之則亡;利之則福,害之有殃。”伍員認為政治上的優劣對軍事上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不可“擊堂堂之陣”,不可“攻蓬蓬之氣”,對無德、不仁者則可斷然舉兵攻之。在戰略和戰術上,伍員反對硬拚蠻幹,主張避實擊虛,避盈擊虧,要千方百計誘敵、誤敵,與孫武的主張如出一轍。湊巧的是,這時孫武也在吳國。
孫武出生在齊國,壯年受知於闔廬。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戰略家和戰術家,《史記》有傳,所著《孫子兵法》至今仍是中外兵家的寶典。闔廬在位時,多次伐楚,政治上的決策大抵出自伍員,軍事上的決策主要出自孫武。
這時的吳國,人才薈萃,氣象崢嶸,令諸侯為之側目。闔廬為明主,伍員為賢臣,孫武為良將,三美得兼,世所罕遇。壟斷有色金屬的貪欲,爭當列國霸主的奢望,促使吳人在淮水中遊與楚人角逐。伍員懷著複仇的苦誌,有時不免偏激和狂熱;孫武於楚人無恩怨可言,始終冷靜而穩健。兩人的共同特點,則是老謀深算,就在滅徐和鍾吾的同年,闔廬與伍員、孫武、伯嚭伐楚,奇兵突襲,一舉拔舒,俘公子掩餘和公子燭庸而殺之。闔廬問諸將可否直搗郢都,孫武以為民眾疲罷,不宜遠征,尚須假以時日,方能深入楚境,闔廬從其議。
其明年為公元前511年———昭王五年,吳師兩度襲擾楚境,都是待楚師一到就撤退了。顯然,這是實行伍員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的策略,以求“亟肄以罷之”。
又明年,吳伐越,但隻是試探性或懲罰性的,當時越王為允常。
魯昭公流亡日久,魯人不懷念他,諸侯不援助他,形影相吊,是年去世。《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晉國的史墨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這時楚國的君臣沒有史墨那樣透徹的認識,他們尚未想到,一場空前的危機正在向他們逼近。
公元前508年———昭王八年,桐叛楚。桐是一個小國,淪為楚的附庸,其故址在今安徽桐城北。出乎楚人意料的是,吳竟發兵伐桐。其實,這是佯攻,意在使楚人做出吳人無意伐楚,甚至有意援楚的誤斷。同時,吳使舒鳩以虛假的情報慫恿楚伐吳。囊瓦不知是計,當即大舉伐吳。吳人在豫章陳列了一些戰船,囊瓦以為吳師的主力就在那裏,全軍急進,以求決戰,不料撲了個空。吳師的主力潛伏在巢湖附近,待楚師因不知敵人去向而放鬆了戒備,吳師便突襲豫章,擊潰楚師。然後攻取巢縣,俘獲楚公子繁。豫章是南方屢見不鮮的地名,用現代漢語來說就是“大樟樹”。這個豫章在淮南的舒與巢之間,現屬何縣或何市則不可確指。吳師在這個戰役中按照伍員的戰略和戰術,誘敵,誤敵,疲敵,避盈擊虧,終於克敵,揮灑自如,值得兵家做深入的研究。在這個戰役中,指揮吳師作戰的主帥正是伍員。
隨著國力的增強和戰事的加劇,吳國趕造兵器,苦練士卒。
《吳越春秋》卷2記,闔廬曾命鑄劍名師幹將造寶劍兩柄,其名為“幹將”和“莫邪”,相傳莫邪是幹將的妻子兼助手,越人獻歐冶子所造劍三柄,闔廬愛而寶之。越人所鑄的劍和矛,確實比吳人所鑄的更好。《越絕書·外傳》記越王有“屈盧之矛”、“步光之劍”,還有歐冶子所造寶劍五柄,其名為“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闔廬所得三柄乃“湛盧”、“勝邪”、“魚腸”。《吳越春秋》卷2則說這三柄劍是吳公子光未即王位時所得,“魚腸”被用來刺殺吳王僚,“勝邪”別稱“磐郢”,被用做闔廬之女的嫁妝了。《越絕書·外傳》還說楚王請幹將、歐冶子造寶劍三柄,其名為“龍淵”、“泰阿”、“工布”。當時上等的劍都是複合劍,分兩次澆鑄,先鑄劍脊,加鑄劍刃。劍脊所用銅料含錫量較小,求其堅韌;劍刃所用銅料含錫量較大,求其剛硬。楚人也學會了鑄複合劍,但仍比越人和吳人稍遜。越人和吳人的一些劍和矛飾有暗花,以菱形居多。
施紋部位是經過硫化處理的。越、吳、楚三國的許多劍在出土時通體無鏽斑,令人疑為曾作防鏽處理,但尚待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