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貝爾草原自古以來便是蒙古高原上水草最為豐美的寶地。
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蒙古人也懂得這個道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後，便將嶺西的這片最茂盛的草原分封給了自己的三位親兄弟以及自己的嶽父德薛禪。
牧草要想茂盛，水資源一定要充沛。在這片草原上，有兩座由烏爾遜河相連的巨大湖泊，一座叫“呼倫湖”，另一座為“貝爾湖”。湖泊、河流是蒙古族心目中最純潔、最神聖的地方，人們將這兩個湖泊的名字連在一起，“呼倫貝爾”的名字也由此誕生。
呼倫湖從古至今的稱呼有很多，曆史上在這片土地生活的人們曾分別將它稱做大澤、俱輪泊、闊連海子、虎圖澤、玄寞池、庫楞湖等，\"呼倫\"這個稱呼是近代才有的叫法，本是突厥語，為\"又藍又大的海\"之意。而發源在呼倫貝爾的蒙古人則把它叫做達賚湖或者達賚諾爾。
\"達賚諾爾\"是蒙古語，意為\"海一樣寬廣的湖\"。在達賚湖畔，人們建立了一座小城，1901年，俄國人在修建東清鐵路，譯寫火車站的站名時，將“達賚諾爾”音轉為“紮賚諾爾”，後又以訛傳訛將地區名叫成了“紮賚諾爾”，這座小城便將“紮賚諾爾”的名字延續至今。
新中國成立後，紮賚諾爾成為了隸屬於呼倫貝爾盟滿洲裏市的一個市轄區，位於滿洲裏東南，所以我們本地人一般習慣稱呼它為紮區。
去紮區的綠皮火車上一貫是沒什麼人的，晃動的車廂裏除了我們三個以及安德烈三兄弟再也沒有第七個人，在我看來，跟蹤者與被跟蹤者就這麼堂而皇之的麵對麵，心裏不由得有些緊張，於是不免總是回頭向安德烈他們那裏偷看。
吉婭並不知道我和安德烈他們之間的事，見我總是鬼鬼祟祟的往他們那裏瞟，隔著桌子給了我一個腦瓜崩。
“你睡落枕了啊你？總往後瞅啥呢？”吉婭說道。
“哎呦，沒...沒啥事兒，我就瞅瞅。”我搪塞道。
“幾個老毛子有啥可瞅的？沒見過咋的！”吉婭挑了挑眉毛，“來，把頭轉過來，咱們開個小會，我來之前查了查這個吳友德的資料和檔案，先跟你們交代一下。”
說罷，吉婭從背包裏掏出了筆記本。
“吳友德，男，滿族，今年73歲，出生在滿洲裏，他的父親吳廣安是東清鐵路滿洲裏站的第一任站長，他的兒子是個工程師，目前人在大西北援建。吳友德本人在‘偽滿時期’接替了父親吳廣安的位置，成為了滿洲裏站的站長，後來蘇聯紅軍南下的時候跟著日本鬼子一起向蘇軍投降了，本來是想跟著蘇軍一起去蘇聯的，但是人家沒要他。解放以後，據說是主動交代情況的態度良好，再加上業務能力過硬，對當地鐵路情況極為熟悉，所以就又被任命回了滿洲裏站的站長，那幾年全國大亂套的時候被揪出來批鬥過，還被打折了一條腿，再後來運動結束後又回去當了顧問，直到前幾年退休。”
“73，84，這老頭兒正好活在坎兒上啊...”陳大耳朵自顧自的念叨著。
“該說不說，這吳友德屁股倒是個人精，無論換誰誰管事兒他的屁股都穩穩當當的當著站長。”我分析道。
“沒錯，蒙古人有句諺語，叫‘和狡猾的人做交易就要做好被算計的準備’，我不知道你那個朋友到底多大麵子，能讓吳友德這種人幫你的忙，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慎重一點，因為他以前的經曆問題，所以他對政府有些不信任，所以盡量不要提我們是警察的事情。”吉婭說道。
“那我們就隻提我那個朋友好了，不過如果他還是不幫忙又該咋整？”我問道。
“到時候看看啥樣咋說吧，車到山前必有路。”吉婭說道，“下麵咱們製定一下計劃，包隊跟我說了大概情況了，我估摸當天去當天回有點兒夠嗆，咋的也得過個夜，所以到了紮區，咱先找個住的地方。”
“那就住唄，到時我倆開一間你自己開一間，總共兩間，這都好說。”陳大耳朵理所當然的說道。
“這不廢話麼？我還能就隻開一間房讓你倆睡橋洞子去？我意思是我們是在達賚湖邊上找個小旅店還是在紮區裏找個賓館。”吉婭皺著眉說道。
“時間緊任務急，咱就在湖邊找個住的地方吧，吳友德家也住湖邊，咱們可以到了以後去賓館放完東西直接去找他。”我建議道。
“這麼著急忙慌的，時間有啥可緊的？”吉婭疑惑地問道。
“我這...還不是想早點破案嘛...”我忘了吉婭並不知道我隻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陳大耳朵是知道我的真實處境的，於是馬上幫腔道：“我也想早點結束回海拉爾，我學校還有課呢。”
“行，還挺要求上進的，不過達賚湖那麼大，吳友德住在湖邊哪裏你知道嗎？”吉婭又問道。
吉婭問的問題合情合理，畢竟呼倫湖麵積多大兩千三百多公裏，周長更是長達四百五十公裏，隻說一個“湖邊”，我們仨恐怕要找到明天早上去。
“在湖的西岸，‘成吉思汗拴馬樁’附近。”我翻出字條讀出了上麵的字。
“那麼遠？！”吉婭驚呼道。
“成吉思汗拴馬樁”是位於呼倫湖西岸的一個自然景觀，距離紮區直線距離有八十多公裏，開車走公路的話要開一個多小時。
“這老頭兒住的夠偏的啊。”陳大耳朵感歎道。
“誰知道了，住那麼個犄角旮旯裏。好，那我安排一下，既然大家都想速戰速決，那我們到了紮區以後，陳老師你自己先去湖邊找個賓館送行李辦入住，我和朝克圖租輛車先過去找吳友德。”吉婭說道。
“為啥給我自己扔賓館啊？我咋就不能去啊？”陳大耳朵有些不滿。
“聽從組織安排，人民群眾就老老實實的做好後勤保障工作，衝鋒陷陣的事情交給我們人民警察就行了！”吉婭分析道，“而且這吳友德性格這麼隔色，咱們一下去太多人反而不好。沒什麼問題我們就先這麼定了，到時候有情況再隨機應變吧。”
陳大耳朵明顯依然不太服氣，不過看我緊著給他使眼色，便又把到了嘴邊的話咽了下去。
旅途的後半段我們開始聊一些有的沒的，坐在車廂另一端的安德烈等人除了上洗手間和抽煙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動作，甚至都不曾看過我們這邊一眼，這讓我非常奇怪，第一次見到跟蹤人跟蹤得這麼鬆懈的。
“法醫同誌，你就是海拉爾本地人嘛？也是蒙族？”陳大耳朵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