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跟宋學飛一樣，東北軍講武堂出身，在抗大學習過，又在延安的陝北公學教軍事，以後到了一分區，在一分區沒挪窩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區部隊打雁宿崖、黃土嶺戰鬥前，晨光來到一分區，被任命為教導隊隊長。
五年過去，到1944年10月離開一分區赴冀察軍區的時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區教導隊隊長，這五年時間裏他擔任過不少職務，一支隊參謀長、一團參謀長、三支隊支隊長，但都是原地踏步，沒有提升。
1945年冀察軍區進駐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為宣化警備司令，終於離開了教導隊。教導隊領導班子開小範圍的歡送會，為晨光送行。晨光說：別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過，但到了一分區，楊成武還把他看作是“遊雜”幹部，從沒重用過。比較起來，還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會上附和晨光話的，還有沈圖。。沈圖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隊任政治處主任，一大隊長唐凱很看重他。但合並到一分區以後，他依舊在教導隊任政治處主任，直到冀察軍區都未得到提升。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記在了心裏。不久，晨光繼續提升，任郭縱隊五旅副旅長，沈圖任縱隊宣傳部長。接替晨光宣化警備司令職務的，是一分區另一個“遊雜”幹部宋學飛。
其實分析一下，楊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幹部的特點，考慮問題，“政治”占有相當份量。郭天民就沒這個拘束。實際上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隻不過他們看重的幹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幹部上有所差異。
每逢根據地搞政治運動，“遊雜”幹部是清理的重點，這是由當年的政治大環境所決定的，怪不得誰。晉察冀軍區曆次整風、搞政治運動，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幹部把自己“講清楚”，自己曆史上的每一點都要講，不能向組織隱瞞。
但抗大幹部說一句：“我的曆史在延安抗大時都說清楚了”，便可以過關，再無人追究。這個確實可以保證的，每個抗大的學員那都是被三審五審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慘的是那些從淪陷區大城市過來的學生幹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親屬也複雜點，每次都要說上半天才能過關。其實來自淪陷區、國統區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幹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經曆上不那麼太“純”，當對抗日打鬼子和對待我黨的態度上絕大多數還是很“純”的。
但是不純的地方就成為根據地保衛部門清理的重點，這背後是有著深刻和有淵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國民黨打了那麼多年，互相滲透的都很厲害，不得不防啊！
那個楊浩在後來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總能順利過關，一是因為他人緣好，大大咧咧的是個“傻樂嗬”；二是因為有個過去“變壞事為好事”的前奏。這就是1939年初在晉察冀軍區保衛部經受嚴刑拷問時被審個“底掉”的那段經曆。
在他十九歲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幾乎每一天都被仔細審查過了，以後每逢“審幹”，他往保衛部的審查結論上一推，便可過關。有什麼樣的“審幹”，能比把扁擔打折了審出的口供更真實更徹底的？
為什麼“延安抗大”的魔力有這樣大，整個獨立團組成的一分區都為之避讓。後來才發現，當年獨立團幹部戰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數的陝北籍幹部戰士，竟然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到過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說由紅軍大學改成的抗大了。
隻有楊成武等極少數幹部在紅軍大學學習時到過延安。以後這批抗大學生來到一分區，介紹說是與楊司令的先後校友，一分區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幹部先自不敢相比，軟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