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叫“霞飛路”的半個世紀裏，上海一直是遠東最大也最繁華的國際化都市。這當然與長期存在的外國租界有關，洋人不光把美麗的懸鈴木（俗稱“法國梧桐”）栽進了這條大路的兩旁，還把各種先進的理念——包括“人權”等——也都栽進了上海的土壤裏。那時候，無論外麵政局有多亂，租界一直是中國各類持不同政見人士的避風港，到了全麵抗戰開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此避難的人們幹脆稱租界是“孤島”了。
然而，人稱“段合肥”的段祺瑞與上海無緣無故，其一生的政治舞台都在北京，晚年為何抱病來上海定居？晚年的老段，患有嚴重的風濕病與胃病，常年吃齋無疑更加重了這位居士的病情。既吃素，何來滬？滬上遠非清淨處。
我對這個人知道得實在太少！
淮海中路上，車來車往，陰雨天讓大上海的泥點子滿城飛甩。躲著飛濺的汙水，侍茹女士陪我從西向東慢慢找了過來。她所工作的報社就在這條路上，大院裏那幢精致的別墅，據稱是民國一級陸軍上將何應欽的故居。
淮海中路上，這種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護得不錯。它們悄然而立，各據一方，正在櫛風沐雨梳理著各自的大家氣度。叫霞飛路和林森中路的時代，這條路一直是“上等人”才住得起的地方。從何應欽的舊家出來，與宋慶齡、蔣經國等人的故居擦肩而過時，你會有一種走進民國時代的錯覺。
當侍茹把她的花傘向上一擎，說聲“到了”時，馬路對麵一座黑黢黢的大門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這時，我才想起，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其實不是俄羅斯“莫伊謝耶夫國家模範民間舞蹈團”在上海大劇院的演出，而是民國時代的名人故居。其中，就有袁世凱之後最有影響的北洋巨頭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1517號。
查到這處地址，得感謝在上海結識的年輕朋友華健雷。她在一本書中得知，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即民國時的“段公府”。知道了這個地址後，我很想親眼看看，性情剛烈的老段的最後的時光，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裏打發的？他怎樣把自己的火性在每個晨昏的誦經聲中一點一點銷蝕沒了的？
這些年，我在各地看過不少時代巨子的舊居，所以，我太知道吃閉門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裏的現主人可不管你來看什麼曆史遺痕，隻要素不相識前來打擾，他就不高興，就不由分說地往外轟人。居民如是，單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當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過的宅子裏，沒準兒也是這德性。在喪失了友愛與信任的社會裏，人際相處，冷漠拒絕比寬容接納更符常態。
所以，當馬路對麵那兩扇緊閉的大門肅然出現在眼前時，我已經預知了自己的下場。
長長的灰牆高得像獄牆。牆上有一排櫥窗，趨前近瞅，窗裏麵全是日本總領事館的各種通告，關於如何辦理赴日留學、探親等的，關於新領事館的方向和電話的。原來，日本國駐滬總領事館已經遷往虹橋新址了。
我猶豫片刻，按下門鈴。
小鐵門開了，一個保安員探出半個身子來，還沒聽懂我的話，便連說不行。
緊接著又閃出一個“眼鏡”，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樣。他一臉威風，連我的話都不屑於聽完就峻拒：不行，這裏已經是日本總領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說完就要關門。
我退而求其次，問能否站在門內拍幾張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
“眼鏡”毫無表情，“啪！”的一聲關死了小鐵門。
於是，我的麵前一片漆黑。
我本來還要告訴他：其實，即使總領事本人“在家的幹活”，也“大大地沒關係”，因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這幢房子曾住過一位近現代中國的重要人物，而且，此人至今還頂著“親日”的“桂冠”呢！知道門外有位對曆史有心的中國人想入內看一眼，總領事先生也未必會不同意吧？
然而，盡職的現代門房不屑於聽我嘮叨了，倒是聽他在裏邊與保安員譏笑起來：嘁！蠻可笑的嘛，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想來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稱為“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賣國賊”，借貸日本銀行的巨款武裝國家軍隊的行徑正是他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後，他從北京跑到了天津，本來是為了躲避“親日”的罵名，但卻偏偏住進了日租界裏，明擺著讓自己往狗屎堆裏鑽，弄得身上“賣國賊”的惡臭越黏越牢。再後來，為了擺脫日本人的糾纏，他移居上海。但萬萬想不到，在死後的這麼多年裏，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與他的影子同居一室。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踩著這介硬漢的陰魂在踱步、跑跳，我就對冥冥中的命運安排頗感無奈。